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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朝归倭附(十五)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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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着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中不发、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谓“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

而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蝉,不敢奏对忤旨,甚至只懂阿谀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以廷杖之说而论明代君权之空前膨胀,其实难以成立。

那么大明朝的君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既主导行政之决策权,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独c,而由于言路之开放,导致君主又处处受制,只能以表面宽大的“留中不发”手法处理。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君权面对言官们史无前例的激烈抨击而无力处理,只得自我“摆烂”、不予理会。

这种置若罔闻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这是君权面对过于强大的舆论和道德压力所展现出的无能为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当然,原历史上的朱翊钧与当前的朱翊钧显然有所不同。如果说原历史上的朱翊钧是被文官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给搞得没脾气了,那么现在的朱翊钧相对而言日子却好得多。

朱翊钧现在处境的“好”,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实学派改革得来的,当然也有高务实凭借这些改革而打出的数次大胜作为加成。

实学派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富国强兵。从其所达成的阶段性效果来看也正是如此。

从富国的角度来看,户部岁入相较于嘉靖末年和隆庆朝已经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开支减少了三分之二,驿站开支减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亏损还祸害九边的官营军工大部分关停等等。

一边是不必要的支出大幅减少,一边是户部岁入大幅增加,这一进一出之间,朝廷的财政体系立刻从濒死边缘恢复了活力。现在这局面,不说完全健康吧,至少不再是病入膏肓的模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强兵的角度来看就更加直观了。原先的京营号称有四十万大军,外界也以为至少还有二十万左右多少有点战斗力,可事实却是百无一用。

当时的京营到了什么程度?连京中要举行些象征性的仪式需要点卯时,京营都得花钱雇人充门面。真就只在名册上养着几十万大军,但要花的钱倒是一文都少不得。

现在呢?京营还真就有了三四十万人,但其中三十万左右都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只负责干活、不负责打仗,打仗的事全部交给了六万多人的禁卫军,而禁卫军则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常能打!

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原本只存在于名册的士兵很快就齐活了,这不是高务实懂法术,而是他懂人心、懂制度。

实际上,现在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是什么?是京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没错,这玩意虽然挂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名,但高务实其实是搞了个红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扩大版——但却不是人民公社。

为什么呢?因为京营在大明这两百年下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了——众家勋贵就是京营的“实际持股人”。(这其中的原因我记得本书前期提到过,这里就不复述了。)

在这个层面上,高务实除非想一步登天搞社会主义,否则就只能激发各家勋贵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革。

这要怎么改?当然首先要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靠着皇帝本就拥有的大义之名从中分一杯羹——顺便把原本的包袱也甩掉。

所以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怎么弄的?勋贵们实际控制生产建设兵团,朝廷的戎政侍郎负责全面监督,皇帝再派御马监太监专门监督财务,最后三方分成:全部利润的七成归勋贵,两成归皇帝,一成归户部(但会返回给兵部)。

为啥七成的大头都归勋贵呢?因为禁卫军要归他们出钱养着。朝廷只管打赢了仗之后的赏赐,却不管日常开销、装备更新等等。这就充分体现了高务实一直坚持的“权利与责任挂钩”理念。

由于朝廷不养禁卫军这支全国装备、训练都最好的六万多大军了(以前按兵册要给几十万大军的钱),包袱完全甩了出去,同时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也是“一进一出”。

至于九边和各地卫所,目前的改革就还没有完成,各地的情况差别也很大,不过按照高务实地规划,以后基本上也会按照禁卫军的模板来搞。

如果按照后世的眼光来看,大概可以这么说:家丁好比签合同的志愿兵,是精锐的作战部队。卫所兵好比义务兵,但基本不承担军事任务,而是分别去负责务农、务工等经营类活动,以其部分收入来养本卫的作战志愿兵。

不过这件事高务实还没有全力推行,因为这里头还有些矛盾不好解决。

比如说,九边肯定是作战兵云集之地,但九边的经济水平肯定赶不上江南、两广(广西现在有最强的制糖产业,已经比过去富裕多了)。

这样一来,九边地区需要的精兵多,但其卫所兵不见得能创造那么多财政盈余,这就需要从富裕地区来给九边搞“财政转移支付”。

既然要转移支付,该转移多少、从哪里转移等问题就极其重要,高务实不能拍脑袋决定,因此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财政数据来支持定策,急不得。

目前九边的军费还是高务实按照需求来划拨的,属于人治为主,制度几乎谈不上,很不符合高务实地调性。

但是从九边这些年的战斗力逐年提升来看,至少改革的效果还不错,高务实也只能勉为其难先就这样了。

总之,因为实学派的改革以及高务实地快速崛起,朱翊钧这个皇帝当了快三十年,几乎一路顺风顺水,这样也就掩盖了很多的矛盾。

原历史上激烈的君臣冲突现在体现不多,反而更多的是变成了文官集团内部的实学派与心学派之争,让皇权超然了不少。

在这样的局面下, 臣权固然因为改革有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皇权也同样因此得到了加强。如此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担心倘若朱翊钧与他发生君臣矛盾,会对大明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原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高务实也不敢打包票,但他认为多半会两败俱伤。如果真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迟早也会有一天和原历史上的明末一样君臣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一旦朝廷大政出了什么岔子,搞不好就会冒出一个崇祯圣君来,动辄乱杀大臣,让矛盾越演越烈、君臣不信任持续加剧,最终皇帝临死还要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那样的话。

皇帝的提议万万不能答应,但皇帝的愿望却又不能无视,考验高务实端水能力的时候又到了。

“刘平,本阁部打算送你一场富贵,但不知你可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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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算了不想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