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侧厅的客人走尽时，东侧厅的喧闹正到酣处。顾从清洗了把脸，推门进去，正赶上刘春晓端着最后一盘饺子上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快来，刚出锅的素三鲜，就等你了。”她笑着往他碗里夹了两个，饺子皮鼓囊囊的，咬开时鲜美的汤汁烫得人直吸气。
使馆的年轻人们早没了平时的拘谨，有人端着饺子跑到姥姥身边，献宝似的展示自己碗里的硬币——按老家的规矩，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来年能发财。姥姥笑得合不拢嘴，拍着年轻人的胳膊说：“好哇好哇，明年准能升大官、发大财！”
海英和海晨也举着小碗凑过来，海晨的嘴角沾着醋汁，像只偷喝了蜜的小猫：“姥姥，我吃到两个硬币！”姥爷在一旁帮腔：“咱晨晨就是有福气！”
吃罢饺子，姥姥和姥爷从里屋拎出个红布包，里面是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都过来都过来，”姥姥挥着手招呼，“过年得有红包才像样，咱不图多，就图个吉利。”
姥爷挨个给年轻人发红包，每个红包都鼓鼓囊囊的，拆开一看，里面是两张崭新的一元华国币，边角还带着银行的裁切痕迹。“这是我和你姥姥特意去唐人街换的，”姥爷笑着说，“咱华国人过年，就得有咱自己的钱才够味。”
有人拿着红包对着灯光看，忽然笑了：“您二老这红包比美元还珍贵呢！我得好好收着，等回国了存进相册里。”这话引得众人都笑起来，有人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把红包夹进去，有人干脆直接塞进口袋，说要“贴身带着沾福气”。
小李是去年刚到使馆的实习生，家在南方，这是第一次在国外过年。他捏着红包里的两块钱，忽然红了眼眶：“姥姥姥爷，这比我妈给我的红包还暖呢。”去年在家时，妈妈也是这样，把崭新的零钱塞进红包，说“一块钱也是心意，图个平安”。
姥姥听见了，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好孩子，明年就能回家过年了。到时候啊，让你妈给你包个大的。”
红包发完时，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唐人街那边在放，隐约还能听见有人在唱《恭喜发财》。姥姥看着满桌的狼藉，忽然叹了口气：“明年这时候，咱就回咱自己家过年了。”
姥爷接话：“是啊，到时候让从清给你搭个大灶台，你做的红烧肉，让街坊邻居都尝尝。”
顾从清正帮着收拾碗筷，闻言笑了：“没问题，到时候把院子里的桌子摆开，来多少人都能坐下。”
年轻人们也跟着起哄，说回国了一定要去顾大使家蹭饭，还要吃姥姥做的炸耦合、姥爷腌的腊八蒜。笑声裹着饺子的香味，在暖黄的灯光里荡开，连空气都变得黏糊糊、甜丝丝的。
最后一个年轻人离开时，特意回头说了句：“姥姥姥爷，顾大使，谢谢你们让我们在这儿过了个像样的年。”
门关上的瞬间，海晨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揉着眼睛往刘春晓怀里钻：“妈妈，我困了。”姥姥赶紧去铺床，姥爷则开始收拾散落的红包纸，顾从清和刘春晓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暖意。
这顿年夜饭，没有山珍海味，却有着最实在的热乎气；这红包里的两块钱，不算多，却装着两个老人对异乡游子最深的惦记。窗外的月光落在空了的长桌上，仿佛还残留着饺子的香气和年轻人的笑声——这场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春节，就这样在满室温情里，悄悄落了幕。
二月的风卷着碎雪敲打着窗户，顾从清的书房里，几个贴好封条的行李箱靠墙立着，标签上“国际海运”的字样在台灯下格外清晰。海英正坐在书桌前整理课本，12岁的少年已经抽条长开，脊背挺得笔直，手指利落地把下学期要用的数学练习册塞进书包，剩下的教辅书都码进了旁边的纸箱——那些“暂时用不上”的，早就跟着前两批包裹寄走了。
“爸，我的物理笔记放哪儿了？”他头也没抬，声音里带着变声期特有的低沉，书包侧袋里露出半截钢笔，是他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牌子，特意留着没寄走。
顾从清指了指书架第三层：“和你的竞赛奖状放在一起了，记得带上，开学要交的。”他看着儿子把笔记本抽出来，扉页上的公式写得整整齐齐，忽然想起海英前几天说想竞选初中的学习委员，连演讲稿都偷偷写了两版。
走廊尽头的储物间里，几个大纸箱堆得半人高，上面用马克笔写着“换季衣物”“课外读物”，最底层的小箱子敞着，装着海英常穿的运动鞋、每晚睡前读的散文集，还有那块他用了两年的运动手表——表带磨得有些发亮，却始终不肯换，说“戴顺了手”。
海英整理完书包，走到箱子前蹲下身，把一块磨损的篮球护腕塞进小箱子角落。那是去年校运会夺冠时戴的，虽然旧了，却被他洗得干干净净。“这些够了吧？”他拍了拍箱子，语气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笃定，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顾从清看着儿子挺直的背影，忽然觉得，所谓成长，就是在收拾行囊时，能清楚地分清“必需”和“回忆”，把前者装进背包，把后者轻轻放进纸箱，却都带着往前走的底气。
调令正式下来那天，顾从清正在整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内的通知写得清楚：需在两周内完成与新任大使的交接，随后启程回国。但他心里清楚，这两周只是程序上的时限——真正的交接，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悄然开始。
办公桌上的文件被分成了两摞，左边是“常规事务”，右边是“待交接密件”。左边那摞早已陆续移交给使馆的核心团队：日常的外交会晤安排、使馆物资调配清单、与当地华人社团的联络档案……这些工作琐碎却关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带着接手的同事逐份梳理，连会议记录里的隐晦措辞都细细叮嘱过。
“这份是与商会的合作备忘录，”他指着一份文件对副手说，“第三页备注的附加条款，是去年为争取留学生权益特别加的，后续跟进时务必留意。”副手在笔记本上记得认真，抬头时看见顾从清眼底的红血丝——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办公室，连午休都在核对交接清单。
但有些工作，注定只能由大使亲力亲为。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锁着几本加密笔记本，里面记着与国内核心部门的专线联络方式、几项长期秘密合作的进展细节，还有些只有历任大使才知晓的人脉网络与潜规则。这些内容，既不能落在纸面，也无法提前透露，必须等三月新任大使到任后，在只有两人在场的密室里，口口相传，逐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