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第三刑事组会议室。
除了检察官方言团队里的人已经全部到齐，那位《熔炉》的原作者，孔之泳女士，也忐忑不安的坐在下首。
会议室的灯是冷白色，照亮桌面上摊开的《熔炉》小说，封面磨损，边角卷翘。
显然是已经被翻阅过很多遍。
方言坐在长桌主位，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
李艺胜和信雨坐在他左侧，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准备记录。
马锡道坐在右侧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旁边的李子成坐得笔直，翻看着手里的韩国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系统性性侵残障学生案一审二审复印件，皱起了眉头。
而孔之泳则是坐在方言的位置，穿着深色外套，手里紧紧的攥着一个旧书包，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方言开口，声音不高：“好了，现在开始开会！
既然大家之前都了解过一些情况，那就直接开始讨论！”
马锡道问道：“我们真的要重新侦查这个案子吗？这不太好搞啊！
不光说当地政府和光州地方检察厅的阻力，光是案件本身就不好重新侦查了。
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证据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
更何况那些孩子还是有智力障碍的特殊群体，恐怕不能提供完整清晰的证词啊！”
听到马锡道说这话，孔之泳立刻紧张的抬头看着方言，生怕他会就此放弃。
那样的话，那些可怜的孩子，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好在方言没有让她失望。
他点点头，先是肯定了马锡道的说法：“马搜查官说的不错，这个案子确实难度很大。
所以今天也是想请大家集思广益，把这里面的困难都列出来。
然后我们一条条的看过去，如果都有办法解决，那就办。
如果实在无能为力的话……
起码也要做一些事情，不光是为了那些孩子，也是为了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这句话一出，就相当于为这次的会议定了调子。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开始讨论起来。
首先是马锡道：“我先说说我的老大。
我是一线刑警出身，所以我会从案件侦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要办这个案子，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这个案子发生在光州，事发学校又是封闭式管理，背后肯定有地方势力撑腰。
如果我们要重新侦查，光州地方检察厅、警察局大概率会拒绝提供原案线索，甚至限制我们接触曾任职的员工和周边居民。”
李艺胜点点头，翻开手边的文件夹，里面是原案的简要通报，开口道：
“马搜查官说的是事实。
地方行政部门的本位主义很严重。
我查了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的背景，它是私立社福法人，受《私立学校法》和《社会福祉事业法》双重保护，和光州教育厅的关系很深。
之前有受害者家属向教育厅举报，得到的回复是‘证据不足，不予受理’，其实就是在捂盖子。
更麻烦的是，涉案人员和地方公职人员可能存在利益勾结。
这种情况下，我们调查时很可能出现通风报信、毁灭证据的情况，
还有就是地方司法和执法的口径不统一，对‘性侵残障学生’的定性的证据标准会有分歧，影响侦办推进。”
孔之泳开口，声音有些紧张和后怕：
“我写小说的时候，去光州走访过三次。
第一次是2006年，我想找学校的前员工了解情况，
可是我刚到学校门口，就被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拦住，
他们没说自己是谁，只说‘这里不欢迎外人’，还跟着我一直回到了住宿的旅馆，直到我离开光州之前，都一直跟在我身后。
后来我通过当地的人权组织联系上一个愿意作证的前教师，
她告诉我，校长和光州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是亲戚，每次有举报，副局长都会提前通风报信。
也有个受害者的家长想告学校，结果家里的小超市被人砸了，家里人也被威胁‘再闹就让你们一家人活不下去’，最后只能撤诉。
我想说的是，地方势力不只是官面上的拖延，是真的会用一些威胁手段阻挠调查。
包括我们的剧组，在拍摄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来剧组闹事，根本无法正常拍摄。”
李子成眼神锐利，指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我认为证据获取才是最大的难题。
原案发生在2000到2005年，现在已经过去六年，原始证据肯定被销毁得差不多了。
比如学校的监控硬盘、员工的通讯记录、财务转账凭证，涉案人员不可能留着这些东西。
这是一起陈年性侵案，要重新侦办的话，肯定要物理证据的。
我不认为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物理证据。
所以我们最后只能靠证人证言，但证人证言的效力很容易被质疑。
而且，证人会惧怕报复，就像孔作家说的，连前教师都不敢公开说话，更别说普通的知情者了。
他们可能会拒绝作证，甚至提供虚假证言，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还有受害者本身的问题。”孔之泳补充道，“这些受害者都是聋哑或智力障碍学生，他们的表达能力本来就不足。
我采访过一个受害者，她只能用手语比划，还要靠翻译，很多细节说不清楚，甚至会回避关键场景。
而且他们的心理创伤非常严重，有个受害者一提到学校就浑身发抖，根本无法进行正常询问。
除此之外，还有隐私泄露的风险，
其实，在我小说出版之后，也是引起了一些媒体关注，报道过这起案件。
可是那个无良媒体，把受害者的照片和姓名也泄露出去了，导致受害者全家被周围人指指点点，甚至还受到了人身威胁，被迫搬到别的地方生活。
所以很多受害者家属会担心，重新侦查会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可能会被迫改变陈述，甚至放弃维权。”
李艺胜点点头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要重新侦查这个案子的话，那跨部门协作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至少需要警察、检察、民政、心理机构、鉴定机构等多个部门配合，但这些部门之间有壁垒，权责划分模糊。
比如我们需要儿童心理专家提供疏导支持，民政部门提供受害者的后续安置，鉴定机构提供物证鉴定。
但根据我们以往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这些机构大多都会互相推诿，配合滞后。
而且基层执法人员对‘保护性取证’的流程也不熟悉，
他们可能会按照常规的询问方式来，导致受害者情绪崩溃，甚至出现程序瑕疵，让涉案方抓住把柄。”
马锡道摇摇头叹息一声：
“刚才说的是跨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跨区域侦办。
我们是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如果去光州办案的话，那光州的警察局、检察部门协作意愿很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分配不均，光州不是核心区域，所以心理疏导人员、专业的鉴定设备都不足，
我们可能需要从首尔调人调设备，这会浪费很多时间，也可能会走漏消息，导致证据被销毁。”
李子成扬了扬手中的卷宗，接着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的法律背景也不能低估。
你们看，一审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受审，两个人被判刑，说明他们有一定的背景和手段。
二审的时候，这两个被判刑的人，甚至还改判了了缓刑。
如果我们重新侦查甚至是起诉，他们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和社会资源来反击，
申请延期审理，管辖权异议，追溯时效问题。
任何一个手段拿出来，都会阻碍我们的进展。”
“还有舆论方面的问题，”孔之泳叹息一声道，“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的话，势必会引起很高社会关注度。
这是好事，但也容易出现过度炒作的情况。
有些媒体为了博眼球，会编造不实信息，比如夸大受害者的人数，或者编造涉案人员的背景，这会误导公众，也会给我们的侦办施加不当压力。
还有些保守势力会抹黑我们，说我‘歪曲事实’‘煽动社会对立’，
之前我在出版小说的时候，就有媒体说我收了钱，故意抹黑光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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