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中宗，谥号元皇帝。
他出身西晋皇族，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
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陆沉的历史洪流中，司马睿携北方士族渡江南下，于江东之地重建晋室，开创了东晋一百零三年的基业，虽在位期间受制于门阀势力，却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于南方地区的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司马睿的皇族身份，在西晋宗室中并非核心一脉。
其曾祖父司马懿是西晋的奠基人，祖父司马伷在西晋建立后被封为琅邪王，受封于琅邪国（今山东临沂一带），父亲司马觐袭爵琅邪王，官至冗从仆射。
公元276年，司马睿生于洛阳，彼时西晋正处于“太康之治”的尾声，表面承平，实则暗流涌动。
作为皇族远支，司马睿自幼并未得到太多重视，史载其“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性格深沉内敛，不事张扬，这种特质在日后的乱世中成为他保全自身、凝聚力量的重要资本。
少年时期的司马睿，曾经历过一次关乎生死的考验。
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出生后，他幼年丧父，由叔父司马繇抚养。
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爆发，宗室骨肉相残，政局动荡不安。
司马睿因与东安王司马繇关系密切，在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诛杀后，受到牵连，被迫逃离洛阳，潜回琅邪国。
这段流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也磨练了他隐忍克制的性格。
在琅邪国期间，他低调行事，广结贤才，尤其与琅邪王氏的王导结下深厚情谊。
王导出身名门，极具谋略与声望，他看出司马睿虽为远支皇族，却有帝王之姿，主动倾心辅佐，成为司马睿日后创业的核心谋臣。
西晋末年，朝政被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等藩王轮番掌控，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司马睿深知洛阳乃是非之地，琅邪国亦难以长久安身，遂与王导商议，谋划南迁。
此时的司马睿，虽无直接掌控朝政的权力，却凭借皇族身份和王导的辅佐，逐渐积累起一定的政治资本，为日后渡江立业埋下伏笔。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贵族刘曜率军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焚烧宫室，屠杀宗室百官，史称“永嘉之乱”。
中原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浩劫，“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大批北方士族、百姓被迫逃离故土，向南迁徙。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辅佐下，率领琅邪国军队及部分北方士族，渡过长江，抵达建邺（后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开启了“衣冠南渡”的新篇章。
初到江东时，司马睿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江东地区自三国孙吴以来，形成了以顾、陆、朱、张为首的本土士族集团，他们根深蒂固，对北方南迁的“伧父”（江东士族对北方人的蔑称）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
司马睿作为外来的皇族，在江东毫无根基，起初并未得到本土士族的认可，“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处境十分尴尬。
关键时刻，王导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
他深知要在江东立足，必须拉拢本土士族，同时彰显司马睿的皇族权威。
于是，在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王导精心策划了一场“出游盛典”：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王导、王敦等北方士族领袖骑马随从，队伍浩浩荡荡，礼仪隆重。
江东士族顾荣、纪瞻等人见状，深受震动，意识到司马睿并非等闲之辈，北方士族集团亦实力雄厚，于是纷纷前来拜见。
王导趁机劝说司马睿“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司马睿采纳其建议，任命顾荣为安东将军府司马、纪瞻为军咨祭酒，对江东士族加以重用。
与此同时，王导又积极安抚南迁的北方士族，将他们安置在京畿地区，设立“侨州郡县”，保障其政治、经济权益，化解了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
在王导的斡旋与谋划下，司马睿逐渐得到了江东士族与北方侨姓士族的共同支持。
永嘉七年（313年），晋怀帝被刘聪杀害，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
晋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命其率军北伐，收复中原。
但此时的司马睿正专注于稳定江东局势，无力大规模北伐，仅派少量军队象征性地北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建兴四年（316年），刘曜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
西晋灭亡后，重建晋室的重任落在了司马睿肩上。
建武元年（317年），在王导、王敦等士族领袖的拥戴下，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建立临时政权，设置百官，延续晋朝宗庙祭祀。
次年，晋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称帝，改元太兴，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
东晋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延续，也奠定了南北对峙的历史格局。
东晋建立之初，司马睿深知自己能登上帝位，离不开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
因此，他对王氏兄弟极为倚重：王导担任丞相，居中执政，总揽朝政；王敦担任大将军、江州牧，手握重兵，镇守荆州。
当时民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东晋初期皇族与门阀士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司马睿虽为皇帝，但实权多掌握在王氏兄弟手中，这种格局既是东晋得以建立的基础，也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司马睿在位期间（317年－323年），东晋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外部，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内部，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侨姓士族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政权根基并不稳固。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艰难维系着东晋的统治。
在政治上，司马睿延续了王导提出的“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治国方略。
他一方面继续重用南北士族，平衡各方势力，避免内部冲突；另一方面，完善官僚制度，恢复西晋时期的中央官制与地方行政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他推行“土断”政策的雏形，试图整理户籍，规范赋税制度，将南迁的侨民纳入当地户籍管理，增加财政收入。
但由于士族势力的抵制，这些措施并未得到彻底推行，效果有限。
在经济上，司马睿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荒。
当时南方地区地广人稀，大量北方流民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司马睿下令减免赋税，安抚流民，鼓励他们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同时，他支持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在商业方面，建康作为东晋的都城，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南北贸易、中外贸易逐渐恢复，为东晋政权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在军事上，司马睿虽然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但也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
他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让其率领部曲北伐。
祖逖是北方南迁士族中的杰出代表，他自幼胸怀大志，“闻鸡起舞”的典故广为流传。
祖逖北伐得到了北方流民的响应，他率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威震北方。
但由于东晋朝廷内部对北伐态度不一，祖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最终忧愤而死，北伐功败垂成。
除了抵御北方入侵，司马睿还需要应对内部的藩镇割据问题。
当时，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逐渐滋生异心，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也成为司马睿在位后期面临的最大危机。
在文化上，司马睿重视儒学教育，延续了西晋的文化传统。
他下令设立太学，征召名儒讲学，培养人才；同时，鼓励文人着书立说，保存文化典籍。
北方士族的南迁，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与江东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
这一时期，书法、绘画、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后世南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晋建立后，“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逐渐失衡。
王敦凭借着拥立之功和手中的兵权，日益骄横跋扈，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
他自恃功高，垄断地方军政大权，排斥异己，甚至干预中央朝政，与司马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司马睿对王敦的专权早已心怀不满，试图削弱王氏的势力。
他重用刘隗、刁协等心腹大臣，让他们担任尚书仆射、御史中丞等要职，参与朝政，以牵制王导；同时，他暗中扩充中央禁军，任命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经营长江中游，作为抵御王敦的屏障。
刘隗、刁协等人也积极为司马睿出谋划策，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士族特权的政策，触动了以王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利益，进一步激化了与王敦的矛盾。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反叛，率领大军顺江而下，直逼建康。
王敦的反叛得到了部分士族的支持，军队进展迅速，很快就抵达建康城外。
司马睿派刘隗、戴渊率军抵御，但东晋中央禁军战斗力薄弱，根本不是王敦军队的对手，很快就战败溃散。
刘隗出逃北方，刁协被杀害，建康城陷入一片混乱。
王敦攻入建康后，放纵士兵烧杀抢掠，控制了朝政。
他诛杀了戴渊、周顗等反对自己的大臣，逼迫司马睿任命自己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司马睿作为皇帝，却被叛军控制，毫无实权，眼睁睁看着自己信任的大臣被杀害，朝政被王敦把持，内心充满了屈辱与愤懑。
王敦之乱后，司马睿的皇位虽得以保留，但已形同傀儡。
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局势，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化为泡影，加之长期的精神压抑，身体日益衰弱。
永昌二年（323年），司马睿在抑郁中病逝，享年四十七岁，在位六年。
他死后，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睿的一生，是充满矛盾与无奈的一生。
他作为西晋皇族远支，在天下大乱之际，凭借着隐忍的性格、王导的辅佐以及南北士族的支持，在江东重建晋室，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其功绩不可磨灭。
但他又受制于门阀士族，始终未能摆脱“王与马共天下”的束缚，最终在王敦之乱的打击下抑郁而终，未能实现收复中原、重振晋室的夙愿。
司马睿作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晋书》评价他“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肯定了他隐忍克制、善于纳谏的性格特质，以及在乱世中重建晋室的功绩；但也指出他“无济世大略，故王敦得肆其凶暴，几危社稷”，批评他缺乏雄才大略，未能有效掌控局势，导致王敦之乱的爆发。
客观而言，司马睿的历史地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他在西晋灭亡、华夏文明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渡江南下，建立东晋政权，为北方流民和士族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也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保留了火种。
东晋的建立，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日后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受制于门阀士族，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导致东晋一朝始终处于“门阀政治”的格局之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士族之间的争斗不断，国力薄弱，难以组织有效的北伐，最终只能偏安一隅。
司马睿开创的东晋政权，虽然在军事上未能收复中原，但在文化上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南北文化的融合，催生了书法、绘画、文学等领域的繁荣，王羲之、顾恺之、陶渊明等文化名人相继涌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东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扩大，手工业、商业繁荣，使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这一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司马睿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开国之君。
他虽无雄才大略，却以隐忍和包容凝聚了各方力量，在乱世中撑起了晋室的大旗，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南方地区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的一生，既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缩影，也折射出东晋门阀政治的独特面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