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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解放后,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沪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地域的关系,这里出逃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鹏城当时还叫宝安县,这里成了无人村,十室九空,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66年,十年动乱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鹏城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羊城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岭南、鄂、湘、赣、桂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羊城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逃了三十年风潮骤然停止。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特区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贺军尧对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亲身经历者,而他可以查阅很多的资料。

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时候的事,笑了笑,“想当年三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随之脸色又沉重下来,“回头望着来时的路,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在黎明前的一丝曙光中看的人心里发毛。”

老人语气沉重的说道,“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鹏城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我记得听后来偷渡者说,70年代末,鹏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曾经有一个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与饥饿,造成的逃港潮 。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去赌一把明天。”

一时间房间里静的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为主的逃港者,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相对于后世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逃港者。”老人接着道,“我们徒步到达鹏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听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时机,什么时候下水,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就在我们挠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线光明,我记得当时国内,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当时的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岭南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我们打着参观学习的名义住了下来。但很快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

“老头儿,你可真够奸诈的。”程世喜打趣道。“既然是反偷渡的红旗村,那么对于怎么偷渡那是了然于胸。”

“呵呵……你没说错,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老人笑了笑,接着道,“当时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和我们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和一个8岁的男孩。我记得当我们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游过来的一个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那名农妇,得多狠呐,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然而刚刚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的人们,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老人抿了口茶,恢复了些精神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他顿了一下道,“吃苦受累不怕,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刚刚到香港没有身份证,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的。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