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水网纵横的古蜀“天府”雏形
在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图谱中，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犹如一颗镶嵌在西南腹地的明珠，被纵横交错的水脉温柔包裹。彼时的这片土地，尚未完全褪去洪荒的湿润气息，却已凭借得天独厚的水文条件，孕育出与中原文明迥异却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岷江自西北奔涌而来，携带青藏高原的冰雪融水与肥沃泥沙，在平原腹地肆意漫流，与沱江等支流交织成一张庞大的水网。无数的湿地与海子星罗棋布其间，如同大地散落的碧玉，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古蜀文献中屡屡提及的“西海”——这片横跨今日成都平原西部的广阔沼泽地带，不仅是当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古蜀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正是这样一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为鱼类资源的繁衍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也让“鱼”成为贯穿古蜀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符号，见证着古蜀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每一步。
一、商周成都平原的水文生态：湿地、海子与江河的共生图景
1.1 遍布平原的湿地与“西海”的地理轮廓
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湿地覆盖率远超今日。从地理考古发现来看，当时平原西部从都江堰区域一直延伸至眉山、乐山一带，存在着大面积的沼泽湿地，“西海”便是这片湿地群的核心区域。根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蜀文献的零星记载，结合现代地质勘探数据推测，“西海”的范围大致北起今郫县、温江，南至新津、彭山，西抵邛崃山脉东麓，东达成都主城区附近，总面积超过数千平方公里。这片湿地并非一片死水，而是由无数蜿蜒的溪流、深浅不一的水洼、茂密的芦苇荡与水生植物群落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在湿地内部，水位随季节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涨落规律。每年夏季，岷江进入汛期，大量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西海”，使得湿地面积大幅扩张，部分低洼地带被完全淹没；而到了秋冬季节，水位逐渐下降，露出大片泥泞的滩涂，成为鸟类、鱼类与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种季节性的水文变化，不仅塑造了湿地独特的地貌景观，更催生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水生植物如芦苇、香蒲、菱角、芡实等在这里肆意生长，为鱼类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与食物来源；鸟类如白鹭、苍鹭、野鸭等常年在此栖息、繁衍，与水中的鱼类共同构成了动态平衡的生态链。
1.2 岷江、沱江：滋养平原的“母亲河”
岷江与沱江作为成都平原最主要的两条河流，如同两条奔腾的血脉，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的岷山南麓，流经松潘、茂县等地后，进入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岷江尚未经过大规模的人工疏导（如后世李冰修建都江堰），河道呈现出“支津密布、水流散漫”的特点。河水出山口后，因地势突然平坦，流速减缓，大量泥沙沉积下来，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同时也造就了众多的江心洲与河曲。这些天然形成的河道分支，如同毛细血管般延伸至平原的各个角落，为湿地与海子提供了稳定的水源补给。
沱江则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其上游由绵远河、石亭江、湔江等多条支流组成，在金堂附近汇合后始称沱江，而后蜿蜒南下，穿越成都平原东部。与岷江相比，沱江的水量相对较小，但河道更为曲折，水流也更为平缓。两条江河的水文特征虽存在差异，却共同作用，构建起成都平原“水旱从人”的原始基础——丰水期时，江河水位上涨，为湿地与农田提供充足水源；枯水期时，湿地与海子则成为天然的蓄水池，调节着江河的水量，保障了古蜀人的生产与生活用水需求。
1.3 清澈水质与水生植物：鱼类生存的“天然乐园”
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由于人口密度较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小，江河湖泊的水质保持着原始的清澈。根据对平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陶器、青铜器表面附着物的检测分析，当时的水体中重金属含量极低，ph值处于中性偏碱的适宜范围，溶解氧含量充足，完全符合鱼类生长繁衍的最佳条件。这种优良的水质，不仅为鱼类提供了健康的生存环境，也让古蜀人能够直接饮用河水，或通过简单的过滤方式获取洁净的生活用水。
与此同时，茂密的水生植物成为鱼类生存的“天然庇护所”。在湿地与江河浅水区，芦苇、香蒲等挺水植物成片生长，其发达的根系不仅能够固定泥沙、净化水质，还能为幼鱼提供躲避天敌的藏身之处；菱角、芡实等浮水植物覆盖在水面，既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降低水温，又能为鱼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而水下的沉水植物如黑藻、苦草等，则是草食性鱼类的主要饵料来源，同时也为浮游生物的繁殖提供了场所，间接为肉食性鱼类提供了食物。这些水生植物与鱼类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二、商周成都平原的鱼类资源：从常见物种到珍稀精灵
2.1 鲫鱼、鲤鱼：古蜀人餐桌上的“常客”
在商周成都平原的鱼类资源中，鲫鱼与鲤鱼是最为常见且数量最多的物种，也是古蜀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鲫鱼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鱼类，能够在各种水体环境中生存，无论是河流、湖泊、湿地还是稻田，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鲫鱼体型较小，通常体长在10-20厘米之间，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且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一年可繁殖多次，这使得其种群数量能够保持稳定，成为古蜀人最易捕获的鱼类之一。
鲤鱼则与鲫鱼类似，同样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其体型相对较大，最大可长至1米以上，肉质更为肥厚。鲤鱼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在岷江、沱江的干流与支流，以及“西海”等湿地中均有大量分布。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多处商周时期的遗址（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鲫鱼、鲤鱼骨骼化石，这些化石的数量占据了出土鱼类骨骼总量的80%以上，充分证明了这两种鱼类在古蜀人饮食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在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烹饪鱼类的陶器，如陶釜、陶鼎等，这些器物的内壁往往残留有鱼类的油脂与骨骼痕迹，进一步印证了古蜀人食用鲫鱼、鲤鱼的习惯。
2.2 长江白鲟：穿梭于江河的“珍稀精灵”
除了常见的鲫鱼、鲤鱼外，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还生活着一种如今已濒临灭绝的珍稀鱼类——长江白鲟。长江白鲟属于鲟形目白鲟科，是中国特有的大型肉食性鱼类，最大体长可达7米，体重超过300公斤，有“水中大熊猫”“长江活化石”之称。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长江白鲟在中生代末期就已出现，历经数千万年的演化，始终保持着原始的形态特征，是研究鱼类演化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物种。
在商周时期，长江白鲟的分布范围较广，不仅在长江干流中活动，还会沿着岷江、沱江等支流逆流而上，进入成都平原的江河与湿地中觅食、繁殖。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南部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段长江白鲟的脊椎骨化石，经鉴定，这段化石所属的个体体长约为5米，生活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这一发现表明，当时的成都平原水域环境完全能够满足长江白鲟的生存需求，也反映出彼时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白鲟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在2020年被宣布灭绝，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态保护的深刻教训。
2.3 其他鱼类资源：丰富多样的水生群落
除了上述三种鱼类外，商周成都平原的水域中还生活着众多其他物种，共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群落。其中，草鱼、青鱼、鲢鱼、鳙鱼（即“四大家鱼”的祖先）虽然在当时尚未经过人工养殖，但已在自然水域中形成一定规模的种群。草鱼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常见于湿地与江河的浅水区；青鱼则以螺、蚌等底栖动物为食，多活动在江河的深水区；鲢鱼与鳙鱼则生活在水体的中上层，以浮游生物为食。这些鱼类的存在，进一步丰富了古蜀人的食物来源，也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水域生态的复杂性。
此外，还有一些小型鱼类如麦穗鱼、餐条鱼等，虽然体型较小，肉质相对较差，但数量众多，易于捕获，也是古蜀人日常饮食的补充。同时，水域中还生活着泥鳅、黄鳝等底栖鱼类，它们能够在淤泥中钻穴生存，即使在干旱季节也能存活，成为古蜀人在特殊环境下获取食物的重要保障。这些丰富多样的鱼类资源，不仅满足了古蜀人的物质需求，也为其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鱼与古蜀人的物质生活：从果腹之物到生存保障
3.1 捕鱼工具与技术：古蜀人的“水中捕猎”智慧
为了获取丰富的鱼类资源，古蜀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明并改进了多种捕鱼工具与技术，展现出高超的“水中捕猎”智慧。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古蜀人使用的捕鱼工具主要包括鱼叉、鱼钩、渔网等。
鱼叉是当时最为原始也最为常见的捕鱼工具之一，通常由木柄与尖锐的金属或骨质叉头组成。金属叉头多由青铜制成，经过锻打与磨砺，锋利无比；骨质叉头则多由大型鱼类的脊椎骨或兽骨制成，虽然硬度不如青铜，但制作简便，易于获取。古蜀人在使用鱼叉时，通常会潜伏在水边或乘坐独木舟进入水中，待发现鱼类后，迅速将鱼叉投向目标，凭借精准的判断力与力量捕获鱼类。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青铜鱼叉，叉头呈三角形，边缘带有锯齿，长度约为20厘米，木柄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其当时的使用痕迹。
鱼钩的出现则比鱼叉更为进步，它能够通过诱饵吸引鱼类上钩，提高捕鱼的效率。商周时期的鱼钩主要有骨质与青铜两种材质，骨质鱼钩多由兽骨或鱼骨制成，先将骨骼切割成条形，然后在一端磨出尖锋，另一端钻出土孔，用于系挂鱼线；青铜鱼钩则采用铸造工艺制成，形状更为规整，尖锋更为锋利，且表面往往经过抛光处理，减少了鱼类上钩时的阻力。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骨质鱼钩，其中一件长度约为5厘米，尖锋锐利，土孔清晰，保存完好，充分展现了古蜀人精湛的手工技艺。
渔网是当时最为高效的捕鱼工具之一，能够一次性捕获大量鱼类。商周时期的渔网主要由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编织而成，网眼大小根据目标鱼类的体型而定——捕获大型鱼类时，网眼较大；捕获小型鱼类时，网眼较小。为了使渔网能够沉入水中，古蜀人还会在渔网的边缘系上陶制或石制的网坠；同时，在渔网的上方系上浮子（多由芦苇杆或中空的陶球制成），以保持渔网在水中的展开状态。在成都平原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段保存完好的渔网残片，残片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网眼呈方形，边长约为2厘米，编织纹理清晰，可见当时渔网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
除了上述工具外，古蜀人还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捕鱼技术，如“竭泽而渔”与“利用水流”。“竭泽而渔”即通过堵塞水源或挖掘渠道，将小面积水域中的水排干，然后直接捕捉其中的鱼类，这种方法虽然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破坏，但在食物短缺的季节，却是古蜀人获取大量鱼类的有效手段。“利用水流”则是指利用河流的自然流速，在河道狭窄处设置鱼梁（用石头或木桩搭建的拦鱼设施），当鱼类顺流而下时，便会被鱼梁阻挡，古蜀人再从鱼梁的缺口处进行捕获。这种方法既省力又高效，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体现了古蜀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利用。
3.2 鱼类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在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农业生产虽已有所发展，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作物的产量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的影响。相比之下，鱼类资源则具有稳定性高、获取难度相对较低的特点，因此成为古蜀人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从考古发现的人类骨骼同位素分析结果来看，商周时期古蜀人的食谱中，鱼类所占的比例较高。以金沙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为例，其碳同位素比值与氮同位素比值均表明，当时的居民主要以c3植物（如水稻、小麦等）与鱼类为食，其中鱼类提供的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40%以上。这一数据充分说明，鱼类在古蜀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其维持生命活动与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此外，鱼类的食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古蜀人既可以将鱼类直接烧烤食用，也可以用陶釜、陶鼎等器物将鱼类煮熟后食用，还可以将鱼类腌制或晒干，以便长期保存。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储存鱼类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密封性较好，内部残留有鱼类的骨骼与油脂痕迹，表明古蜀人已掌握了鱼类的储存技术。这种储存方式不仅能够在鱼类资源丰富的季节储存足够的食物，还能在鱼类资源短缺的季节（如冬季）为古蜀人提供食物保障，进一步凸显了鱼类在古蜀人物质生活中的重要性。
3.3 鱼类与生存应急：特殊环境下的“救命粮”
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虽然总体上水文条件优越，但也时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在这些特殊环境下，鱼类往往成为古蜀人重要的“救命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洪水泛滥时，大量农田被淹没，农作物被冲毁，古蜀人的粮食储备面临严重短缺。此时，洪水带来的不仅是灾难，也带来了丰富的鱼类资源——被洪水淹没的农田、村庄成为鱼类的临时栖息地，古蜀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在自家门口或附近的水域中捕获鱼类，以解决温饱问题。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一处被洪水淹没的商周时期村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骼与捕鱼工具，这些遗迹表明，在洪水期间，当地居民主要依靠捕鱼为生。
而在干旱季节，江河湖泊的水位下降，部分水域干涸，农作物因缺水而减产或绝收。但此时，湿地与一些深水潭中仍有鱼类存活，古蜀人可以通过挖掘渠道、提取地下水等方式，将水引入干涸的水域，吸引鱼类聚集，或将深水潭中的鱼类捕获。此外，泥鳅、黄鳝等底栖鱼类能够在淤泥中存活较长时间，即使在水域干涸后，也能在淤泥中找到它们的踪迹，成为古蜀人在干旱季节重要的食物来源。正是因为有了鱼类这一“救命粮”，古蜀人才能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维持种群的延续与文明的发展。
四、鱼与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从“湿地精灵”到敬畏之神
4.1 “湿地精灵”的象征：鱼类的“神秘属性”
在古蜀人的认知中，鱼类并非简单的食物，而是生活在与人类不同空间维度的“湿地精灵”。它们栖息在幽深的水域中，能够在水中自由穿梭，却无法在陆地上长时间生存；人类则生活在陆地上，依赖空气呼吸，无法像鱼类一样在水中畅游。这种“水陆隔绝”的生存状态，让古蜀人对鱼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与神秘感。
古蜀人观察到，鱼类能够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活动，却很少露出水面，仿佛生活在一个隐秘的“水下世界”。这个“水下世界”与人类生活的“陆上世界”截然不同——它没有阳光的直射，没有人类的喧嚣，却有着丰富的生物与独特的生态。古蜀人相信，这个“水下世界”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鱼类则是这种力量的载体与象征。它们能够感知水下世界的变化，预测水流的走向，甚至能够与“水神”沟通，这种“神秘属性”让鱼类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此外，鱼类的繁殖能力也让古蜀人感到惊叹。他们观察到，每年春季，大量的鱼类会聚集在浅水区产卵，鱼卵在水中孵化成幼鱼，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又能长成成鱼。这种“生生不息”的繁殖现象，让古蜀人将鱼类与“生命繁衍”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鱼类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够促进万物的生长与繁衍。因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鱼类常常被作为“生命的象征”，用于祈求部落人丁兴旺、农作物丰收。
4.2 “神秘的馈赠”：对鱼的敬畏之情
鱼类为古蜀人提供了生存所需的食物，这种“不劳而获”（相对农业生产而言）的馈赠，让古蜀人对鱼充满了敬畏之情。在古蜀人的观念中，人类生活的土地与鱼类生活的水域，都是由“神灵”创造与掌管的。人类通过耕种土地获取粮食，需要付出翻土、播种、灌溉、收割等大量劳动，且收成还需依赖天气好坏；而鱼类生活在水中，无需人类刻意照料，只需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便能从水域中获取，这种“天然赐予”的特性，让古蜀人坚信鱼类是“水神”或“湿地之神”派来滋养人类的使者，每一次捕鱼都是神灵的恩惠，而非人类单方面的索取。
这种敬畏之情首先体现在捕鱼前的“祭祀仪式”中。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多处商周时期的水边遗址（如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三星堆遗址的青关山台地）中，发现了大量与鱼类相关的祭祀遗存——在一些用于祭祀的陶罐中，整齐摆放着完整的鲫鱼、鲤鱼骨骼，骨骼表面未留有食用痕迹，显然是作为“祭品”使用；部分遗址的水边还发现了用石头堆砌的圆形祭台，祭台上残留着青铜器皿的印记，推测古蜀人在捕鱼前，会在此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捕鱼顺利、收获丰厚。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的记载，结合考古发现推测，当时可能还会以部落首领或“渔师”为代表，向“水神”敬献酒、谷物等祭品，同时吟诵祈福的歌谣，内容多为感谢神灵赐予鱼类资源，承诺不会过度捕捞，以维持与神灵的“契约关系”。
其次，这种敬畏之情体现在对“捕捞限度”的自觉遵守上。古蜀人虽依赖鱼类生存，却从未采取“赶尽杀绝”式的捕捞方式，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捕捞准则”。从考古发现的渔网残片来看，当时的渔网网眼多在2-3厘米以上，这种尺寸的网眼只能捕获体型较大的成鱼，而体型较小的幼鱼则能从网眼中逃脱，保证了鱼类种群的繁衍；同时，在一些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与“禁渔期”相关的刻画符号——有符号描绘为“鱼”与“太阳”“水波”的组合，推测代表“夏季汛期禁渔”，因为夏季是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此时停止捕鱼，能让幼鱼顺利成长，确保后续鱼类资源的稳定。这种对捕捞行为的自我约束，并非出于现代生态保护意识，而是源于对“神灵馈赠”的敬畏——古蜀人相信，若过度捕捞，会触怒“水神”，导致鱼类资源减少，甚至引发洪水、干旱等灾害，因此必须以“适度”的方式获取资源，回报神灵的恩惠。
此外，对鱼类的敬畏还延伸到“特殊鱼类”的保护上。长江白鲟作为当时水域中的“巨型鱼类”，因其体型庞大、数量稀少，被古蜀人视为“水神的化身”，极少被捕获食用。考古发现中，长江白鲟的骨骼化石多为零散的脊椎骨或鳞片，且多出土于祭祀区而非生活区，推测古蜀人若偶然捕获长江白鲟，不仅不会食用，还会举行特殊的“送归仪式”——将白鲟的骨骼收集起来，埋在祭祀区，同时向“水神”忏悔，祈求原谅因意外捕获“神鱼”而犯下的过错。这种对特殊鱼类的保护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古蜀人对鱼类的敬畏并非单纯的“实用主义”，而是融入了深刻的精神信仰，将鱼类视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而非单纯的“食物”。
这种敬畏之情最终沉淀为古蜀人独特的“生态伦理”——他们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认为人类与鱼类、湿地、江河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人类依赖自然的馈赠生存，自然也需要人类的呵护维持稳定，这种观念不仅保障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鱼类资源的持续丰富，也为古蜀文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早期源头之一。
4.4 鱼脉的传承：从古老传说到后世民俗的文化延续
古蜀人对鱼的敬畏，并未随着商周时期的结束而消散。它如同一条隐秘的“文化脉络”，既融入了关于古蜀先王的传说，成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注脚，又渗透到成都平原后世的民俗活动中，以更鲜活的形式延续至今，证明这种源于自然的信仰，早已成为地域文化的“基因密码”。
4.4.1 鱼凫王传说：古蜀先王与鱼的“神性绑定”
在古蜀历史传说中，“鱼凫王”是与“鱼”关联最紧密的先王，其传说本身就是古蜀人对鱼敬畏心理的“具象化升华”。根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里的“鱼凫”，字面意为“以鱼鹰捕鱼的人”，而在古蜀人的语境中，“鱼凫”并非单纯的“渔猎者”，而是“鱼灵”与“人间首领”的结合体——他既能通晓鱼类的习性、掌控水域的资源，又能带领族人通过捕鱼与农耕生存，是“人-鱼-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
后世考古发现与传说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在成都平原西北部的湔山（今都江堰市境内）一带，曾出土过大量商周时期的捕鱼工具与鱼形纹饰器物，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高度契合；而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中，部分青铜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也被推测与“鱼凫文化”相关——比如一件青铜人像的冠饰，形似鱼鹰的头部，鱼鹰作为捕鱼的“助手”，间接关联着“鱼”的意象，进一步印证了“鱼凫王”与鱼类资源的紧密联系。
对古蜀人而言，鱼凫王的传说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信仰支撑”。他们相信，鱼凫王并非普通的首领，而是“鱼灵”派到人间的管理者——他教会族人捕鱼、顺应水文规律，让族人得以在湿地密布的平原上存活；即便他“得仙道”离去，其精神也会化作“鱼灵”继续庇佑蜀地。因此，古蜀人“为立祠”供奉鱼凫王，本质上是将对鱼的敬畏，转化为对先王的崇拜，让“敬鱼”与“敬王”融为一体，形成更稳固的精神凝聚力。这种“神性绑定”，让鱼的象征意义从“湿地精灵”升级为“文明守护者”，成为古蜀文明传承的重要精神符号。
4.4.2 后世民俗中的“敬鱼”遗风：从祭祀到生活的渗透
随着时代变迁，古蜀人对鱼的敬畏虽不再如商周时期那般充满“原始信仰”色彩，却以更接地气的民俗形式，融入了成都平原的日常生活，成为地域文化的独特印记。
1. 祭鱼仪式的“简化与延续”
在成都平原部分临水村落，直到明清时期仍保留着“祭鱼”的习俗，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鱼祭。每年春季鱼类产卵前，村民会自发聚集在河边，用简单的仪式祈求“鱼灵”保佑当年鱼类丰收——他们会将提前准备好的谷物、酒洒入河中，口中念诵“鱼儿肥，河水清，保佑我们好收成”之类的歌谣，不再有商周时期复杂的青铜礼器与大型祭台，却保留了“感恩鱼的馈赠、不滥捕”的核心内核。
最具代表性的是成都新津区的“端午祭鱼”习俗。新津地处岷江、沱江交汇处，自古鱼类资源丰富，当地村民认为“端午是鱼儿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感谢鱼灵的好日子”。每逢端午节，村民会带着粽子、盐蛋来到江边，先将粽子掰成小块投入水中“喂鱼”，再进行龙舟竞渡——龙舟的造型虽为龙形，但在老辈人的说法里，“龙舟划水，是为了让鱼灵看到我们的诚意，让江水永远有鱼，我们永远有饭吃”。这种习俗，本质上是商周“鱼祭”的简化版，将对鱼的敬畏融入传统节日，让信仰在代代相传中延续。
2. 生活禁忌中的“护鱼意识”
成都平原的老辈人，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与“鱼”相关的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背后，藏着对鱼的敬畏与对生态的朴素认知，与商周时期“不捕幼鱼、禁渔期休渔”的准则一脉相承。
比如，“不捕三月鱼”的说法在平原乡村广为流传。这里的“三月”（农历）正是鱼类产卵的季节，老辈人会告诫晚辈：“三月的鱼肚子里全是鱼籽，捕一条鱼，等于害了一窝鱼，会遭‘水神’怪罪。”即便在现代渔业技术普及的今天，部分渔民仍会在农历三月主动减少捕鱼次数，甚至收起渔网，这种“自觉护鱼”的意识，正是商周时期“捕捞限度”准则的后世延续。
再比如，“不食鱼眼”“不扔鱼鳃”的习俗。老辈人认为，“鱼眼能看到水下的神灵，鱼鳃是鱼呼吸的根本，伤害它们就是对鱼灵的不尊重”。虽然这种说法带有迷信色彩，但本质上是对“鱼”的特殊对待——不将鱼视为单纯的“食物”，而是带有“灵性”的生命，这种认知与商周时期“鱼是湿地精灵”的观念高度契合，是敬畏心理在生活细节中的隐性体现。
3. 饮食文化中的“敬鱼符号”
成都平原的饮食文化中，“鱼”也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远超“食材”本身。比如，成都人宴席上的“全鱼宴”，讲究“鱼身完整、鱼头朝客”——“鱼身完整”象征“鱼灵完整，庇佑周全”，“鱼头朝客”则是将“最尊贵的部分”献给客人，暗含“与客人共享鱼灵馈赠”的意味；而在年夜饭中，“鱼”更是必不可少的菜品，且必须“留头留尾”，取“年年有余（鱼）、有始有终”的寓意，这种“留鱼”的习惯，本质上是对“鱼灵”的感恩——不将鱼“吃尽”，而是留下部分“归还”自然，与商周时期“不过度捕捞”的理念异曲同工。
甚至成都的地方小吃，也藏着“鱼”的印记。比如“糖油果子”，其传统造型为“圆形串起，表面有纹路”，老辈人称之为“鱼籽团”，寓意“像鱼籽一样多子多福”；而“蛋烘糕”的经典馅料“肉松鱼松”，在过去只有重要节日才会添加，因为“鱼松是鱼的精华，吃了能沾到鱼的灵气”。这些饮食细节，看似是“讨彩头”，实则是古蜀人“敬鱼”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让这种古老的信仰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从鱼凫王的传说，到后世的祭鱼习俗、生活禁忌与饮食符号，古蜀人对鱼的敬畏从未消失。它如同一条看不见的“鱼脉”，跨越数千年时光，将商周时期的湿地生态信仰，与成都平原的地域文化紧紧串联。这种传承，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明的生命力，更让我们理解：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从来不是过时的“原始观念”，而是文明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