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华国，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旋涡中心。
南方的三省之地正在进行着疯狂的内部建设，而环绕其四周的广袤国土，却依旧深陷于军阀混战、外部干预与民生凋敝的泥潭。
邓贤治下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方目光，也引来了更多的窥伺与暗流。
北方，直奉大战的硝烟虽暂时散去，但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与更加脆弱的平衡。
吴子玉虽胜，却元气大伤，内部直系诸将因战利品分配不均而龃龉不断。
曹仲珊的总统宝座摇摇欲坠。
惨胜的直系，短期内已无力组织起如去年那般规模的南征，但仇恨的种子已深埋。
吴子玉一方面加紧与齐燮元、孙馨远等东南直系军阀联络，构筑针对南方的防御联盟；
另一方面，则更加迫切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扶桑寻求贷款和装备物资，以图尽快恢复实力。
扶桑方面则乐见华国内战持续，对吴子玉的要求半推半就，条件却愈发苛刻，企图进一步控制北方经济命脉。
奉系张雨亭虽败退关外，但根基未损。他利用这段喘息之机，在扶桑的支持下，大力整顿军备，扩充空军，使东北空军初具规模，并更加严厉地掌控东三省资源，尤其是大豆、煤炭和钢铁，积蓄着卷土重来的力量。
他对南方的邓贤和S先生都充满警惕，但现阶段更乐于坐山观虎斗。
西部的巴蜀、滇南、黔州，依旧是大小军阀的乐园，混战不休，民生极度困苦。但这片混乱之地，也成为了各方势力渗透的焦点。
国众政府、北洋残余、甚至英法势力，都在这里寻找代理人。
邓贤的情报系统也悄然延伸至此，一方面监视周边动态，另一方面暗中收购当地特产的猪鬃、药材等物资。
而名义上已归附国众政府的湘南、桂西，情况则更为复杂。
湘南赵恒惕对国众政府阳奉阴违，对邓贤畏之如虎，竭力维持着脆弱的自治状态，境内税收、军队皆不受武都节制。
桂西则陷入新桂系李、白与旧桂系陆亚宋残余的激烈内斗中，双方都试图向岭南的邓贤或武都的S先生寻求支持，但邓贤对省外事务暂时采取谨慎的不介入政策，除非威胁到边境安全。
国众政府所在的武都，光环正在迅速褪去。
S先生虽有心励精图治，但党内胡衍鸿、汪季新、廖恩煦等派系斗争日趋公开化。
军事上，北伐军成分复杂，既有中央新军，也有收编的旧军阀部队，号令不一，战斗力参差不齐。
财政上，鄂北一省之力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军政开支，苛捐杂税丛生，民怨渐起。
来自邓贤的军火援助犹如杯水车薪，且多为旧械，核心弹药供应仍受制于人。
S先生多次派员赴羊州，希望获得更多援助，甚至试探性地提出“联合出兵湘南，解决赵恒惕”的构想，但均被邓贤以内部整顿，无力外顾为由婉拒。
邓贤对外的策略清晰而坚定：构筑一道无形的铁幕。
这道铁幕，并非完全封闭，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交互。对于战略物资（如钨、锑、桐油、茶叶），鼓励出口，换取外汇和急需的机器设备，但交易对象经过严格筛选，尽量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国，尤其是扶桑。
对于外部情报，建立严密的反谍网，由叶怀瑾的情报局和邓明磊的特战警卫旅共同负责，严厉打击一切渗透活动，数起扶桑特工试图窃取青霉素菌种或军工图纸的案件被破获，涉案人员被公开处决，极大震慑了境外势力。
对于边境，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御姿态，但一旦有越境骚扰或土匪活动，即予以雷霆打击，绝不姑息。
这道铁幕的内侧，则是日以继夜的埋头建设。
椹川钢铁厂的一号高炉终于成功点火，铁水奔流的那一刻，无数参与建设的工程师、工人热泪盈眶。
虽然产量和质量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尚有巨大差距，但这意味着南华国终于有了自己现代化的钢铁脊梁。
龙渊基地内，龙心柴油机的改进型开始小批量生产，优先装备改装的内河炮艇和重型卡车。
航空研究所的设计图纸上，第一架双翼木质教练机的轮廓逐渐清晰。
雷廉铁路继续向桂西方向艰难但坚定地延伸，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各县的土地清查和减租运动在经历初期的血腥镇压后，逐渐步入轨道，虽然问题依旧很多，但无地农民得到安置，农村社会矛盾得以部分缓解，农业生产开始恢复。
新式小学和职业学校在主要城镇建立起来，琅琅读书声给破败的城镇带来了新的希望。
邓贤如同一个最高明的工程师和最冷酷的棋手，耐心地加固着南中国的每一块基石，屏蔽外界的纷扰，积蓄着力量。
他知道，外界愈是混乱，他这段宝贵的发展窗口期就愈显得珍贵。
他冷眼旁观着北方的倾轧、武都的困境、四周的混战，心中无波无澜。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方。当前的稳定只是暂时的，一旦内部整合完成，工业体系初具规模，这只蛰伏于南天的潜龙，必将以更加强大的姿态，冲出这道铁幕，去决定整个华国的命运。
而现在，他需要的是时间，是沉默，是近乎偏执地专注于自身的强大。
南华国的三省之地，在1924年的纷乱时局中，仿佛成为一个独特的异数，一个在战争废墟上依靠钢铁意志和周密计划强行塑造出的工业化孤岛。
岛外惊涛骇浪，岛内则是一片紧张而充满生机的建设热潮。
这诡异的平衡能维持多久，无人知晓。
但邓贤显然决心，要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将这座孤岛，变得尽可能的坚固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