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上，来自北京的吴思格外珍惜这次考试机会。
坐在考场上，他的脑海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着这几年的遭遇：
吴思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架空，是在秋收最忙的那几天。
他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点名册，嗓子喊得冒烟。
“一组去东沟掰玉米，二组上山摘苹果，三组留地里锄最后一遍草！”
没人动。
几十双眼睛看着他，像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
有人蹲在地头抽烟，有人慢悠悠磨镰刀，还有人干脆把锄头往肩上一扛，晃晃悠悠往自留地方向走。
吴思脸涨得通红。
他以为自己跟社员们混得熟了，平时帮老李头修过屋顶，给王婶家孩子补过课，逢年过节还拿自己攒的粮票换鸡蛋分给大家。
他以为这些情分能换来一点面子。
他以为等自己真当了生产队一把手，手里有了实权，社员们就算不敬畏，至少也会忌惮三分，多少给他点体面。
吴思万万没想到，到底还是自己失算了。
那天他硬着头皮一个个去拽人，老李头把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笑呵呵地说：“小吴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家那二分自留地的白菜再不间苗就废了，你也知道，那玩意儿金贵。”
吴思气得手发抖。
他指着大田里黄澄澄的玉米：“那是集体的粮食！收不回来，年底分粮大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李头嘿嘿一笑：“集体的粮食多了去了，少我老李一个人，它也不烂在地里。可我家那二分地，少锄一锄头，我家老婆孩子就得少一口菜。”
说完，扛着锄头走了。
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呼啦啦散了一大半。
吴思站在原地，秋风卷着玉米叶的碎屑打在他脸上，火辣辣的疼。
后来，吴思真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照样被迫让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员们对付吴思的手法越来越繁杂，越来越高深，越来越棘手。
一开始是明着不来，后来学会了装病、装聋、装糊涂。
再后来，他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磨洋工。
你派十个人去锄地，到了地头，三个人蹲着抽烟，两个人坐着聊天，剩下五个拿着锄头比划两下，一天下来，锄过的地还不如一个人认真干半个时辰。
吴思去查工分记录，记工员把本子一摊：“队长，人家都出工了，我能记假账吗？”
让步本不是吴思的初始心意。
他刚来插队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着带领社员们大干快上，把生产队搞成全公社的标杆。
可妥协却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你不让步，第二天出工的人更少。
你硬逼，人家直接撂挑子不干。
这样的压力并非单纯来自社员，更多的来自于他管理的手下——那些生产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民兵排长。
这些人都是村里的老油条，有的在队里干了几十年，亲戚套着亲戚，关系连着关系。
吴思一个外来知青，根基浅得像浮萍。
人情世故一旦碰壁，假如吴思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他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他辞职。
记工员老赵辞职那天，把工分本子往桌上一扔：“小吴，我这活儿干不了了。你让我按你的意思改工分，得罪的是全村的乡亲。我一家老小还在这村里住呢，你拍拍屁股能走，我往哪儿躲？”
吴思拦都拦不住。
他疲于奔命地忙于处理这些，焦头烂额地质疑自己的管理能力是不是太过差劲。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太过单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太想跟大家搞好关系，太怕得罪人，太想把事情做好。
这些老油条们手拿把掐，利用各种手段施加要挟，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山连着山，谷挽着谷，岭挨着岭。
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各种庄稼交替种植，数千棵干鲜果树交织地立在田间地头。
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吴思一概不懂。
没有多年种田经验的积累，休想掌握。
有这么一个大短板，队长一撂挑子，吴思就抓瞎了。
就算他本事再大，什么都懂，凭借吴思那点儿号召力，也只能带一小拨人干活。
其余绝大多数人，并不怎么听吴思摆活，甚至可以直面怼吴思。
一个集体有没有活力，全靠领头羊。
比如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仅凭吴思反复催促也白搭，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
似乎生产队长存在的价值，就是无形之中有一股蛮力，通过各种挑事儿在阻挡着吴思与社员们发展亲近的关系。
但往往先是社员挑事儿，之后才引发队长撂挑子。
吴思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可惜好多社员并不听吴思的指挥。
这就需要干部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社员为何在劳动中积极性不大？
吴思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
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自留地。
虽然生产队执行的分配原则依据的是工分制，多劳多得，但因自留地的存在，让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有了微妙的变化。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吴思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
按照普遍的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
但事实呢，恰恰不尽人意。
有一次，吴思曾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口粮来源。
那老农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斜了他一眼，反问道：“有我多少？”
“有我多少？”
当时，这话吴思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
不久之后，也就是经历处处碰壁之后，吴思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有我多少？”
社员从集体田上收益的多与少，直接影响他们务农的积极性。
而他们能从集体田上收益多少呢？
吴思所管理的生产队有57户人家。
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
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
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
自留地则不然。
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正因如此，老百姓看到集体田和自留地的眼神是截然不一样的。
他们看到自家田地，眼里是拉丝的，是充满着爱意的，因为那里诞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口粮，而是维系家族生命的宝贵源泉。
吴思亲眼见过老李头伺候自留地的情形。
天还没亮，他就猫着腰在地里忙活，锄草、浇水、施肥，动作轻柔得像在伺候月子里的媳妇。
那二分地里种的白菜，棵棵壮实，叶片绿得发亮，连菜帮子都白净得像玉。
可在大田里呢？
老李头挥着锄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刨着，刨两下就直起腰喘口气，嘴里还嘟囔着“差不多了差不多得了”。
通盘收益比较下来，对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
况且还没算上他们在自家庭院的空闲地上开垦出来的耕田。
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这样鲜明的对比，其结果直接导致的是打击社员公干集体田的积极性。
吃不饱饭的年代，谁愿意用自家那点儿无比珍贵的粮食填了肚子，却把稀罕至极的力气用在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集体田上？
吴思对此进行了绞尽脑汁地思考，想要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方法，以有效提高社员的积极性。
结果一番深思后越发肯定了集体田与自留地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这就像是一对矛和盾，就是势均力敌的关系。
想让两个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结为夫妻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种矛盾是一直有且矛盾尖锐的。
吴思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
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那么，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
吴思发现，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生产队干部刨87镐，107镐。
“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
纵观大队历史，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
而且，当吴思参加公社的公干会议多了，大家彼此交流多了，才知道其他生产队大多也是这么干的。
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
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吴思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
那位知青给吴思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
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
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
吴思和他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便是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有两个层次。
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
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
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
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你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
这是第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勤奋的算不赢偷懒的。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很少。
吴思反复寻找，结果只能从大自然里的生灵中找得到。
让他觉得脑门一下子通透的是——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
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
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
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
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
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
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
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
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
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
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吴思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办法，是吴思自己摸索出来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用、却不得不用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社员们在集体劳动中“适度”照顾自留地。
你让我把大田的活干完，我就得允许我抽空去自留地浇一瓢水。
你让我老老实实干一整天，我就得允许我提前半个时辰收工。
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换，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吴思知道这是在饮鸩止渴，可他别无选择。
那天傍晚，他独自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层层梯田染成金红色。
远处传来社员们收工的说笑声，有人扛着锄头，有人背着柴禾，脚步轻快得像回家过年。
吴思低头看着自己磨出茧子的双手，苦笑了一声。
他想起自己刚来插队时写下的豪言壮语，那些贴在知青点墙上的标语——“扎根农村干革命”“战天斗地创高产”。
如今看来，像个笑话。
他不是不想干好，是真的干不动。
他一个人，斗不过57户人家几百年来形成的生存智慧。
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
吴思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明天还得早起，还得去地里，还得跟那些老油条们斗智斗勇。
他知道，这场仗，他赢不了。
但他也不能输得太难看。
至少，他得撑到下乡知青的期限结束，撑到自己能离开的那一天。
远处的山影越来越暗，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蹲伏在暮色里，注视着他这个外来者的挣扎与无奈。
吴思转身往村里走，脚步沉重，却一步也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