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之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更为直观、也更为激烈的冲突，在南京城外的龙江畔骤然爆发。这一次，博弈的焦点落在了新兴的蒸汽动力与旧有水力、人力之间的生存权争夺上。
沈万三商会旗下规模最大的“金陵机器织造局”，在经过数月调试后，正式启用两台改良后的蒸汽机作为主要动力，替代了部分依赖季节和水流的水力纺机以及大量手摇织机。蒸汽机带动的飞轮轰鸣作响，带动着数百台新式织机同时运转，效率远超以往，布匹产量与质量皆大幅提升。
然而，这生产力的飞跃，却瞬间砸碎了沿河许多依靠水力或手工织机为生的家庭作坊和小型织户的饭碗。
龙江下游，原本依靠水流驱动水轮的一家“赵氏织坊”前，坊主赵老栓看着几乎停滞的水轮，又望向上游那高耸的织造局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蹲在河岸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满脸愁容。他的织坊，因水流被上游织造局分流、减弱，水轮时转时停，已难以维持。
“这……这铁怪一响，咱们这靠水吃饭的，就没活路了啊！”他对着身边几个同样忧心忡忡的小织户叹道。
更直接受到冲击的，是那些被织造局辞退的手工织工。他们中许多人家中仍有老式织机，本可接些零活补贴家用，如今随着机器布匹价廉物美，手工布市场急剧萎缩，他们的生计也断了。
不满的情绪在龙江沿岸的织户和失业工匠中迅速累积。很快，便有流言传出，称机器织造局的蒸汽机“抽干了龙江水脉”，导致下游鱼虾死亡，农田灌溉困难；更有人说那轰鸣声“惊扰了河神”，才使得水流不畅。
在这些流言的煽动下，一场针对机器织造局的骚乱爆发了。数百名织户、工匠及其家眷，聚集在织造局大门外，高喊“砸烂铁怪，还我活路”、“断了龙江水，饿死下游人”等口号，并向厂内投掷石块，试图冲击大门。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消息迅速传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闻讯，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他并未立即表态支持或反对闹事者，而是迅速在朝会上将此事定性为“新政扰民，激生事端”的典型案例。
“陛下！龙江之事，足可见那所谓‘机器’之弊！”李守俊言辞恳切，甚至带着一丝悲悯，“为一厂之利，而夺千百户之生计！为一机之效，而断千年水脉之安宁！此非强国富民之道，实乃与民争利，祸乱地方之源也！臣请陛下下旨，暂停此类机器工坊，妥善安置失业百姓，另谋稳妥之策！”
他的言论，立刻得到了众多守旧派官员的附和。他们将蒸汽机描绘成破坏自然、抢夺饭碗的妖魔，将骚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新技术的推广。
议会内部，支持工商发展的议员们则倍感压力。他们承认机器推广会带来阵痛，但认为这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关键在于如何疏导和安置。
沈万三紧急求见林川，焦急地解释：“林大人，织造局所用蒸汽机，取水皆有定量，绝无抽干水脉之说！且我局已尽力招募熟练织工转岗操作新机，奈何人数有限……下游水弱，实乃今岁雨水偏少之故，与蒸汽机无关啊！”
林川安抚下沈万三，心中已然明了。这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冲突，更是新旧生产模式、以及背后利益集团在生存空间上的激烈碰撞。旧势力巧妙地将自然因素（天旱水少）与技术因素（蒸汽机用水）混淆，将经济问题（失业）渲染成伦理和环境问题，试图借此扼杀新兴生产力。
他迅速做出了应对部署。
首先，他请徐承烈派出小队士兵，前往龙江织造局维持秩序，防止骚乱升级，保护合法财产，但同时严令士兵不得对百姓动武，以弹压和疏导为主。
其次，他让王贞仪立刻带领格物院水利、机械方面的学士，前往龙江实地勘测。测量上下游水量、水位，分析蒸汽机取水对河道流量的实际影响，并用科学数据公开辟谣，澄清“抽干水脉”的荒谬。
同时，他指示议会民政委员会与户部、工部官员，联合沈万三商会，紧急制定《因技术革新失业工匠安置抚恤条陈》。条陈明确：对于因采用新机器而确实失去生计的工匠织户，由官府与商会共同出资，提供三种选择：一，经培训后优先转入新式工坊就业；二，发放一次性转业补偿银两；三，提供低息贷款，助其转向其他行业或经营小本生意。
更重要的是，林川授意顾炎成等人在《大明公报》上，不仅要报道骚乱和安置方案，更要开辟专栏，深入探讨“机器之利”与“工匠之困”的辩证关系。文章指出，拒绝进步终将被时代抛弃，但进步的红利也需惠及更多人；短期的阵痛需通过制度化的安置来缓解，而非因噎废食。
格物院的勘测数据很快公布，证明织造局蒸汽机取水量对龙江整体流量影响微乎其次，今年下游水弱主因是降水量不足。科学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关于“水脉”的谣言。
《安置抚恤条陈》的公布，则让许多失业者看到了希望，激烈的对抗情绪有所缓和。尽管仍有部分织户对未来感到迷茫，但大规模的骚乱逐渐平息。
龙江畔的“水火之衡”，最终没有演变成流血的冲突。它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揭示了技术革新带来的深刻社会矛盾。新制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更体现在其能否建立有效的缓冲与补偿机制，消化变革的代价，引导社会平稳过渡。蒸汽机的轰鸣依旧，但与之相伴的，是帝国开始学习如何驾驭这头带来效率也带来阵痛的“钢铁巨兽”，在进步与公平、效率与稳定之间，寻找那微妙而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