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都市，“白夜杀手”专案组指挥部设在市局大楼顶层。气氛凝重，白板上贴满了三名受害者的照片、社会关系图以及奉都第二机械厂的旧厂区地图和历史资料。
根据陆野的指示，侦查工作兵分多路，围绕着“第二机械厂”这个核心线索展开。
一路侦查员扎进了尘封的档案室和图书馆，开始梳理第二机械厂从辉煌到破产的完整历史。这家成立于五十年代的万人大厂，曾经是共和国的骄傲，生产的重要零部件装备了无数国家重点工程。然而，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体制僵化，工厂效益逐年下滑，最终在1998年宣告破产，数千名职工一夜之间失去铁饭碗，被迫买断工龄或自谋生路。
“当年的下岗潮，确实引发了很多矛盾和悲剧。”一位负责查阅历史资料的老侦查员感慨道，“我们找到了一些当年的旧报纸和内部简报，提到过二机械厂破产时，部分职工因为安置方案不满意，曾组织过几次小规模的聚集和抗议，但都被妥善处理了，没有酿成大的事件。”
“这三名受害者，在当时扮演了什么角色？”郭磊追问。
“还在核实。初步看，第一位受害者，退休老工人刘大山，性格耿直，当年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下岗后靠打零工和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据说对厂领导颇有微词。第二位，退休女校长王雅娟，为人正派，在子弟学校很有威望，破产时为了安置教师和学生尽了力。第三位，街道退休干部李爱国，当时负责社区维稳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协调工作，算是处在矛盾的一线。”
这三个人，似乎代表了那个时代漩涡中的不同侧面：普通工人、教育工作者、基层干部。
另一路侦查员则对三名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交叉比对和深度走访。他们绘制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试图找出那个隐藏在其中的交集点。
几天不眠不休的排查后，一个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赵永革。
这个赵永革，当年也是第二机械厂的职工，而且是厂里有名的技术能手。据一些老工人回忆，赵永革性格比较孤僻，但技术过硬，是厂里少数几个掌握某项核心工艺的技师之一。工厂破产时，他正值壮年，对买断工龄的方案极其不满，曾多次到厂办和上级单位反映问题，言辞激烈，据说还曾与当时负责协调的李爱国发生过正面冲突。下岗后，赵永革便仿佛人间蒸发，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赵永革……他和其他两名受害者有关系吗？”郭磊盯着这个名字。
“还在查！有老工人模糊记得，刘大山好像和赵永革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师兄弟，早年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疏远了。王雅娟校长那边，暂时没发现直接关联，但她的儿子……好像当年也在二机械厂上班，和赵永革是同一批的学徒工！”
线索开始向赵永革汇聚！
“立刻查找这个赵永革的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郭磊下令。
然而，查找赵永革的工作却遇到了困难。户籍系统显示，赵永革在原厂区宿舍的户口早已迁出，迁往地址是一个早已拆迁的棚户区，后续信息缺失。他的身份证近十年来没有任何使用记录，仿佛真的从世界上消失了。
“如果他真是凶手，这种‘消失’本身就是一种反侦察手段。”周婷在部里通过视频参与分析，“他对过去抱有极深的怨恨，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隐藏自己。选择独居老人下手，可能是因为他们相对弱势，也更容易与过去的恩怨联系起来。红色蒙眼布，可能象征着‘视而不见’或者‘血色记忆’？老式军徽，则明显指向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技术部门对物证的检验也有了新的发现。那三块红色绒布，经过成分分析，确认是九十年代国内纺织厂普遍生产的一种混纺面料，本身并无特殊。但那三枚黄铜五角星军徽，虽然样式老旧，但经过金相分析和微量元素检测，发现其材质和工艺，与九十年代末期军队换装后、地方某些小军工厂生产的纪念品或仿制品更为接近，并非严格的现役装备。
“军徽是后仿的？不是真正的老物件？”这个发现让专案组有些意外。
“这说明，凶手可能无法轻易获得真正的老式军徽，或者他刻意使用了仿制品，以避免暴露来源。”陈凯分析道，“这或许能缩小排查范围，比如曾经在生产这类纪念品工厂工作过的人，或者有渠道获取的人。”
范围似乎缩小了，但赵永革的失踪，使得调查再次陷入了僵局。凶手就像隐藏在浓雾中的狙击手，冷静地选择目标，一击即退，不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