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旷是在十月将尽的时候进入蜀地的。
他没有乘官轿，没有摆仪仗。只带了两个随从和几名都察院分派的年轻御史，轻车简从，沿着金牛道南下。
入蜀之前，他已在长安将蜀地各州县的赋税黄册、灾情呈报、宁王府发回的官员任免文书反复看了多遍。每一份与渠县马某、蓬州郡丞、邻水县令相关的卷宗，都用朱笔批注了疑点。
但卷宗终究是卷宗,纸面上疫情已稳清丈过半的字样，到底有多少水分，他要自己去看。
入剑门关后，薛旷将御史们分派出去。
你们每人带一份官员考课表，下去之后不要先见县太爷。先去看隔离棚旧址、常平仓存粮、清丈田亩的原始记录——这些东西比官员的嘴实在。若有疑问，就地取证，不必等我批复。
御史们领命，各自上马，分道而去。他自己带着两个随从，转道往渠县走,随从问他是不是先去成都见宁王殿下。
薛旷只说了一句：先看完卷宗再说。
一行人沿官道走了数日。抵达渠县县城时，天色已近傍晚。
薛旷没有进城,直接打马去了西乡，那个在洪水和瘟疫中死了数千人的村庄。洪水退去后，稻田里倒伏的稻禾早已发黑腐烂。田埂上还残留着石灰线的痕迹。
薛旷翻身下马，将缰绳扔给随从，独自走到那片隔离棚的废墟前。
棚子塌了半边，竹竿和帆布散落一地，地上残留着撒石灰时留下的白色印记，被雨水冲淡了，但依然清晰可辨。他蹲下身，从废墟里捡起一本被泥土半埋的台账。
封皮已被雨水泡得发皱，但内页的字迹依然清晰。那是何郎中用炭笔记录的每日发热人数、死亡人数、用药情况和体温变化。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每一页都有值班医官的亲笔签名。他翻到刘婶那一页，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
这个在田埂上被风吹破铜铃铛吓得发抖的妇人，在朱姑的香坛前跪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被送进了重症区。
何郎中用极小的字在旁边注了一句：用药后烧退，腋下硬块渐消，仍在观察。
薛旷把台账合上，轻轻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这本台账的记录精度，比都察院存档的绝大多数县衙公文都要高。
他走到马某被愤怒灾民打死的那条街上。
入夜后，西乡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街角一个卖干枣的老妪，还在守着摊。
薛旷走过去，买了几个干枣。
老妪用粗糙的手掌将干枣包好递给他，嘴里念叨着：后生，你不是本地人吧。
路过。薛旷接过干枣，随口问道，听说这里以前的县令姓马，后来死了？
老妪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她低下头，重新整理着竹篓里的干枣。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
死了，被老百姓从衙门里拖出来打死的。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但语气里压着的恨意，比任何高声叫骂都更让人脊背发凉。
他该死。洪水来了他不救灾，瘟疫来了他瞒报，还说是为我们好。我们村死了好多人，好多人家都绝户了。他躲在衙门里吃香喝辣的，我们连粥都喝不上。宁王殿下杀了他，是为我们报了仇。
薛旷没有说话，将干枣包好，放在摊边。又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轻轻搁在干枣旁。
他站起身，沿着那条石板街慢慢往前走。
月光照在被洪水泡过的青石路面上，凹凸不平，有几个坑洼里还积着浑浊的水。
薛旷走出很远，忽然回头。
老妪还在整理那个竹篓。竹篓里的干枣似乎永远整理不完。她低着头，手指在枣堆里来回拨弄，像在整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名字。
次日清晨，薛旷蹲在渠县西乡隔离区外围，那片被石灰泡过的田埂上。晨雾还没散尽，远处的村庄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一个断了腿的老兵拄着拐杖，从村口走来。他是何郎中的帮手，在隔离区守了好几个月的门。至今还住在旁边一间用木板搭的临时窝棚里。
薛旷问他，马某死后这里是谁在管。
老兵说，新来的县令姓曲，是从忠义寨出来的教书先生。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把隔离棚重新修了一遍。用的全是宁州商会的竹竿和帆布，有门有窗，有石灰线，有单独的通道。
后来他在蓬州清丈田亩，被方氏的地痞堵在田埂上，差点动了刀。老兵盯着薛旷看了很久，忽然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吧？长安来的官，以前只收税，不问死活。
薛旷没答话。
老兵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叹了口气：这蜀地的官，不好当。
薛旷听完，没有多做评价。只是在随身卷宗边缘写下了两个字：曲某。
入蜀前，他已听过这个名字，忠义寨的教书先生，寨兵出身的知州。
他停笔想了想，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从清丈受阻至方氏最终签字，此人全程未用私刑，可查。
写完，他合上卷宗，带着随从往城北走去。
城北是渠县新设的防疫司衙门。说是衙门，其实不过是几间临时征用的民房。门口连块像样的匾额都没有，只在墙上贴了张纸，写着渠县防疫司几个字。
薛旷推开虚掩的门，里面只有一个年轻的见习主簿在值班。
主簿姓陆，是宁州大学政务专业头几批毕业生。分到渠县才不到两个月，脸被秋日晒得黝黑，袖口磨破了边。
薛旷扫了他一眼，太年轻了。袖口还破着，这样的年轻人，在都察院见过的档案里，多半是应付差事的。
小陆抬起头，见是个陌生人，问：大人是？
路过。看看台账。
小陆没多问，从案上取下一摞册子，双手递过来。
薛旷翻开，台账整整齐齐，每一页都按日期编排，用蝇头小楷标注着用药量和体温变化。
他在值班簿上看到一页缺了一角。
怎么回事？
小陆回答时，眼睛没离开自己手边那本翻开的册子。手指还停在刚才那一页，像怕薛旷翻乱了顺序。
头一天统计时，把重症区的病人数记混了。后来更正了原数，我便把错的那页撕下来，附在更正记录后面，一并存档。
薛旷看了他一眼。
这年轻人面对都察院的暗察，既没有畏惧，也没有谄媚。只是守着那页纸，守着那个错。
薛旷没再多问。他走出防疫司，在门口站了片刻。
缺页重记的小主簿，与那个把罪责推给灾民的马某，是同一个县衙里的人。
蜀地官场的腐烂，不是换一个县令就能根治的。但至少现在坐在这间破屋里的年轻人知道，把错页撕下来，附在更正记录后面。
这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更有说服力。
薛旷在卷宗上找到刚才写下的二字。在下面又添了一行：渠县防疫司见习主簿陆某，台账清晰，自查自纠。然过于年轻，处事尚缺圆融，或可历练。
他顿了顿，把或可历练四个字划掉了，改写：可造之材。
午时过后，薛旷坐在县衙外一棵老槐树下，开始整理这日所见。
他在渠县县令的卷宗扉页上写下初步判断。
马某瞒报疫情，证据确凿。其继任者曲某履职二月有余，隔离区重建、防疫台账均已核实。清丈受阻之事，蓬州方氏已签字，待复核。防疫司见习主簿陆某，台账清晰，自查自纠，在职月余无违纪。
写完这一行，他搁下笔。又取出另一份卷宗。那是费账房从戎州发来的盐井旧账抄本。
薛旷盯着费账房这个名字看了很久。此人原为何氏账房，今为宁王所用。旧账之详尽，非忠诚可解释，或系报复。其动机，需察。
他在旁边批注了这行字。然后望着树梢间漏下的斑驳光影，忽然想起长安朝堂上那些蜀地未靖宁王功高的争论。
那些争论里的人，恐怕没有几个真正蹲在渠县的田埂上，看过这本被雨水泡皱的台账。
又过了几日，分赴各州县的御史们陆续发回了初步调查报告。
蓬州的清丈记录与曲鸣谦报给成都的版本基本吻合。方氏签字后，另有几个中小家族主动补报了隐田。
邻水县令已将那几个骗按手印的里正收监，重新复核田契。
大竹县尉克扣医官肉脯补贴的案子，已移交成都候审。
但有一名从涪城回来的御史，报告中夹了一张纸条。
涪城常平仓存粮数目与县衙台账有出入。差三石。非大数目，或系损耗，或系登记之误。请大人示下，是否深究。
薛旷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三石，不够一个县衙一个月的口粮。但若真是损耗，为何台账上没有注明？若是登记之误，为何无人更正？
他在纸条上批了四个字：就地复核。
薛旷将这几份报告一字排开，反复比对。
蜀地的新任官员大多是寨兵和教书匠出身。他们缺乏官场历练，犯了不少程序上的小错，有的台账缺页，有的清丈记录漏了地界四至，有的审案笔录不够规范。
但没有一个人贪墨药款，没有一个人瞒报疫情，没有一个人把隔离棚的材料挪去修自己的宅子。
他把这些程序瑕疵逐一记录在案，准备到成都后面呈宁王，建议让这批新官集中轮训，把宁州那套台账、日报、公示制度尽快在蜀地铺开。
做完这一切，薛旷让随从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成都。随从问他要不要先递个帖子。
薛旷摇头：宁王殿下知道我要来，不必提前通报。
他打算把剩余几个重灾县：梓潼、涪城、汶山——全部走完。然后直接去成都府衙，把这些天实地走访的原始记录、台账副本和御史们的调查报告，一起摊在宁王案上。
他不知道宁王会如何回应他的质询。
薛旷在卷宗扉页写下最后一行字，又划掉了。改写，又划掉。
最终留下的字迹有些潦草：宁王若拒不接受程序瑕疵之指正，都察院当如何？
他望着这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合上卷宗。
他只知道，自己手里这本被雨水泡皱、被炭笔反复涂改的台账，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更接近真相。
出渠县那日，薛旷沿着官道往梓潼方向走。
路过一片刚平整过的田埂时，他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年轻人，正蹲在田边与几个老农说话。年轻人没有随从，裤脚卷到膝盖，沾满了泥。
两人擦肩而过，互相看了一眼，却没说话。
走出十几步，薛旷问路边的农夫：那是谁？
曲知县啊。蓬州调过来的，在查秋苗的收成。
薛旷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
曲鸣谦还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根枯黄的稻穗，正对着日光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