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面对上级指名道姓的批评和硬邦邦的“整改”要求，再空谈政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几次会议争论后，最终决定成立一个“运输安全整顿临时工作小组”，由“指挥部”一位相对务实、且有铁路工作背景的头头牵头，抽调相关业务室“懂行”的人员参加。
工作小组的任务很明确，摸清局管内运输安全真实情况，找出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督促落实。
韩东几乎是毫无悬念地被点名进入了这个工作小组。
理由很充分，保卫处长，主管安全保卫，熟悉情况，且在之前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务实”和“担当”。
这既是“指挥部”内务实派推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他派别顺水推舟，既然这个烫手山芋需要懂行的人去碰，那就让韩东去，做好了是“指挥部”领导有方，做不好或惹出麻烦，韩东就是现成的“替罪羊”。
韩东对这个任命心知肚明，但他没有犹豫，更没有找理由不去，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将工作重心从保卫处内部“稳盘”，推向参与全局性安全治理的宝贵机会，也是验证和扩大他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他迅速从保卫处抽调了赵小虎和另外两名精干、嘴严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自己的“小班底”，加入了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的运作并非一帆风顺，小组内部就有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各有各的算盘，下到各站段、省处调研，更是阻力重重。
有的单位“指挥部”势力强大，对路局派来的工作小组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有的单位派性严重，工作小组一到，双方都来“反映情况”，互相指责，真假难辨；更多的基层单位则是人心涣散，管理混乱，安全问题触目惊心却又积重难返。
韩东在小组中分工负责“治安保卫与内部防范”这一块，他带着赵小虎他们，扑下身子，用最“笨”的办法，看台账、查记录、访现场、问职工。
他们避开各单位领导的“陪同”，直接深入到车站值班室、编组场、线路工区、货场仓库，甚至沿线的小站和警务区，与一线的老工人、老值班员、老巡道工、老民警聊天，听他们发牢骚，诉苦水，也听他们讲那些被层层汇报过滤掉的真实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韩东看到了因人员流失、培训缺失导致的信号操作失误风险，看到了因器材老化、维修不力埋下的行车隐患，看到了因内部管理松懈、执勤形同虚设而滋生的盗窃破坏案件。
工作小组内部开会讨论时，韩东的发言开始变越来越有分量，他提出的几点建议也非常具体。
立即恢复和强化关键岗位的值班纪律和操作规程抽查。
对全路通信信号、线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进行一次紧急排查，列出隐患清单，限期整改。
在重点货运站、编组场，由工作小组协调，临时增派可靠的保卫力量，加强夜间巡逻和看守。
紧急筹措一笔资金，用于更换一批最急需的消防器材和个人防护装备。
他的发言，没有任何毛病，让那些想挑刺的人一时找不到突破口。
工作小组牵头的那位头头，对韩东的表现颇为赏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开始更多地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
四月中旬，工作小组根据调研情况，形成了一份阶段性报告。报告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揭示了局管内运输安全存在的严峻形势和深层次矛盾，并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的整改方案。
在报告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韩东负责的“治安保卫”部分，因为材料最实，建议最具体，得到了工作小组内部的高度评价，也成为了报告中最有“干货”的章节之一。
报告最终呈送到了“指挥部”和路局上级部门，虽然可以想见，这份触及诸多矛盾、要求真金白银投入的报告，必然会在决策层面遇到各种阻力和博弈，不可能被全盘接受或立刻执行。
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标志着在混乱和口号之外，务实解决问题的力量正在重新聚集和发声。
而韩东，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处境变得大不同，他不再是那个困守一隅、被动防御的保卫处长。
而是开始以一个专业、务实、敢于直面问题的业务干部形象，参与到更高层面的“改”的进程中。
…
时间一晃来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京城的街头，依稀还能看到褪色的大字报痕迹和某些建筑物上未曾摘下的标语。
但那种曾经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喧嚣与亢奋，已然沉淀下去，仿佛被这持续了几年的时光缓缓过滤。
人们的神情里，少了许多惶惑与激烈，多了几分木然，以及一种急于摆脱混乱、回归某种“正常”的迫切。
商店里的货品依然匮乏，但排队的人群秩序似乎好了些；工厂的烟囱冒出的烟，似乎也更连贯了些。
一种“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明确信号，通过各种渠道，清晰有力地传递下来，像这春日的阳光，试图驱散经年不散的阴霾。
铁路局机关大院里，景象也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这场持续了几年的剧烈动荡，在经历了惊涛骇浪、反复冲刷、多方角力之后，水位似乎退下去了一些，露出了曾被淹没的、原来秩序的模糊轮廓。
那种不同派别动辄对峙、口号震天的场面基本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指挥部”，牌子还在那儿挂着，人也在里面坐着，但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一时也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过去那种说一不二、令出如山的劲儿，没那么足了。
过去那些戴着红袖章、横着走路的人，也学会看文件、走程序了；过去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各个处室，虽然人还是那些人，心未必齐，但至少名头上、办公桌上，又慢慢捡起了“业务”这两个字。
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过去几年时间，在各种力量或明或暗的拉扯、上级三令五申的“促生产”压力、以及底下实在推不动工作的现实困境中，一点点磨出来的。
好像一场高烧，虽然没完全退，但最难受的那股子晕眩和灼热劲儿，总算过去了一些，人虽然还虚弱，但总算能试着坐起来，吃点东西，想想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