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中午，花鼓乡。
贺福田的163师在中午前赶到了花鼓乡。
花鼓乡不大，只有几条青石板的街道，很多人家和商铺，早就空了。
残雪还积在屋瓦上，屋檐下结着冰凌。
贺福田把师部设在街尾一座地主的祠堂里，堂屋正中的祖宗牌位都还在，只是蒙了一层灰。
他在祠堂里架上电台，挂起地图，派传令兵到各团传令：
“原地休息，埋锅造饭，部队不许解衣脱鞋。同时师属侦查营以及各团即刻派出侦察分队，沿花鼓乡至十字镇一线查明日军部署。重点查清日军阵地前沿、两翼结合部和纵深炮兵位置。另外，派几个精干的捕俘小组，去抓几个日本兵回来。我要问话。”
各团分头行动去了。
炊事兵在街边架起大锅，锅里的水还没开，士兵们已经抱着枪倒在屋檐下睡着了。
有些人走了一整夜，腿肿得把绑腿都胀脱了，可没人叫苦。
贺福田站在祠堂门口，看了看天色。
天上飘着细雪，风从南边吹来，带着隐隐约约的呼啸声。
那是冬日江南的呓语。
他转身对参谋长说：
“警戒放远一点。第18师团离咱们只有十多里，不能让他们发现了。”
下午3点，一个捕俘小组回来了。
领头的连长叫邓二娃，是个跟着李猛和贺福田多年的老袍哥，三十多岁，满脸胡茬，说话时眼睛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悍角色。
他带着五个人，身上还沾着雪水和草屑，绑了两个日本兵回来。
邓二娃跑到贺福田跟前，咧着嘴说：
“师长，逮着了！两个活口，都是第18师团56联队的。我们摸到十字镇南边一处山坳，那里有他们一个哨位，一共5个。天黑路滑，我们摸上去，捂住嘴，一人一刀，3个当场报销，剩下这2个被我们把嘴一堵，五花大绑就拖回来了。跑的时候他们还想咬人，被我用枪托子敲掉几颗牙。”
贺福田看了看那两个日本兵。
一个二十出头，圆脸，浑身筛糠般抖着，裤裆处湿了一片。
另一个三十多岁，方脸，额上有道旧伤，被按在地上时还梗着脖子挣扎，嘴里呜呜地叫着什么。
贺福田问：
“翻译呢？”
一个穿着黄色军大衣的年轻人被领进来，他是师部的日语翻译，姓沈，看起来瘦瘦小小，戴着副圆框眼镜，脸上写满了紧张。
“沈翻译，你问他们，第18师团的指挥部在哪里，兵力怎么布置的，口令是什么，部队驻扎在哪些位置。”
沈翻译推了推眼镜，还没开口，那个方脸日本兵就朝地上吐了一口血沫，用日语大骂：
“你们这些支那猪！下等民族！我什么都不会说！大日本皇军会杀光你们，一个不留！”
沈翻译把话原封不动地翻出来，声音都在打颤。
贺福田听完，也不恼，蹲下来，拿手捏住方脸日本兵的下巴，把那张脸抬起来左右端详。
“死鸭子嘴硬。”
他转头对邓二娃说：
“带下去，把这两个分开，一个一个问。他不是硬吗？你给老子看着办，只要别弄死就行。什么时候肯说了，再带来见我。”
邓二娃狞笑一声，一手一个，像拎小鸡一样把人拖了下去。
旁边一间偏房被腾出来当审讯室。
四壁透风，地上一摊黑乎乎的旧血。
方脸日本兵被绑在柱子上，一开始还骂不绝口，什么“天皇陛下万岁”“大东亚共荣圈”，夹杂着对中国人最恶毒的字眼。
邓二娃听了半截，忽然问旁边的沈翻译：
“这鬼子在夸咱还是骂咱？”
沈翻译嘴唇发白：
“他……他骂我们是支那猪，说皇军会把我们全部杀光，女的先奸后杀，说……说川军都是叫花子部队……”
邓二娃“哦”了一声，从炭火盆里慢慢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
“骂我可以。骂我们全体中国人可不行？奶奶的，你狗日的怕是不知道我们岷江袍哥怎么收拾嘴硬的人。”
一个小时后。
偏房的门重新打开。
邓二娃走出来，身上沾着几滴油星子，满脸疲惫，朝地上啐了一口：
“这鬼子真他娘的能扛。不过再他妈能扛，在老子这把火钳面前，都保证能让他哭爹喊娘的。”
他对门口的士兵摆摆手：
“去，把那个圆脸的带进去。让他看看自己长官的样。”
圆脸日本兵被押到门口，只看了一眼，两条腿就软了。
他扑通一下跪在门槛上，裤裆彻底湿透，一股尿骚味混着血腥气冲出来。
不等用刑，他就嚎啕大哭，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
“我说！我什么都说！求求你们不要打我！我什么都说！”
人再被带出来的时候，已经变了个人。
圆脸日本兵规规矩矩地跪在贺福田面前，肩膀一抽一抽的，说话时结结巴巴。
另一个方脸日本兵被扔在角落里，浑身是血，不过还有口气，只是再也骂不出声了。
“你叫什么名字？”
贺福田坐在一把破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报……报告长官，我叫小野寺三郎，第18师团第56联队第2大队的补充兵，京都人，今年21岁。”
“你们师团总共有多少人？”
贺福田问。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但是师团给各大队下发补充兵时，说全师团有2万2千多人。”
“你们第18师团在十字镇的部署，你知道多少？”
小野寺咽了口唾沫，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只知道我们大队在十字镇南边的山坡上驻防，负责……负责南面警戒。联队本部在十字镇北侧的山上，那里……那里有很多大树。炮兵阵地在镇子西边的高地上，具体位置我不清楚。坦克和骑兵好像往西边去了，说是要……要侦察宣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