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团的调研进入第二天，节奏更加紧凑深入。按照日程，上午是分组专题研讨，下午则是专家与桃源村团队核心成员的闭门座谈。
分组研讨将专家们按专业领域分成了三组：一组重点关注中医药服务与健康管理的结合模式，由万大春和赵婷主要对接；一组聚焦合作社运营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赵婷和孙启明负责；还有一组则专门研讨健康数据的收集、管理与应用，由陈墨和沈言应对。
这种安排能让专家们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但也对桃源村团队的分工协作和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万大春所在的中医药服务组，讨论异常热烈。几位来自顶尖中医药大学和研究院的专家，对桃源村“预防为主、简便廉验”的思路非常认同，但也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何保证不同村医（目前主要是万大春）诊疗水平的一致性和方药使用的规范性？如何将个体的“辨证论治”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群体性预防方案？在缺乏高端检验设备的情况下，如何更准确地评估中医药干预的效果？
这些问题直指基层中医药服务的核心难点。万大春没有回避，他结合桃源村的具体实践，坦诚地分享了他们的探索和遇到的困境。比如，他们通过定期培训、制定常见病诊疗指南、建立病例讨论制度来规范诊疗；通过分析大量健康档案数据，总结不同体质、季节与常见病的关联，来优化群体预防方案；通过与县医院合作远程会诊、引入便携式基础检测设备（部分由试点资金支持采购）来弥补设备不足。
他的回答既有理论思考，又有鲜活案例，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那份扎根实践、勇于探索的态度，赢得了在场专家的尊重。讨论中，甚至有专家主动提出，可以在某些方面与桃源村建立长期的研究合作，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
上午的分组研讨在激烈而富有建设性的氛围中结束。午休时间，万大春回到自己办公室，想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思路，准备下午更关键的闭门座谈。
刚坐下没几分钟，手机又响了。还是南宫婉。
万大春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心里掠过一丝无奈。昨天那个电话带来的微妙感尚未完全散去，今天又来？他定了定神，接起电话。
“南宫小姐。”
“大春，还在忙吧？”南宫婉的声音听起来比昨天轻快一些，“分组研讨怎么样？听说你们中医药组讨论得很深入？”
“嗯，专家们问得很专业，也给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万大春公事公办地回答。
“那就好。看来你们准备得很充分。”南宫婉顿了顿，语气自然地一转，“对了，昨天忘了问，你儿子咳嗽好点了吗？小孩子病后恢复，饮食上要特别注意，清淡为主，可以弄点川贝炖梨。”
又是孩子。万大春心里的警惕又提高了一分。他保持着礼貌但疏离的语气：“好多了，谢谢南宫小姐关心。柳絮照顾得很仔细，饮食上都注意着的。”
他特意强调了“柳絮”的名字和“照顾”这个动作，划清界限的意图不言而喻。
电话那头似乎沉默了一瞬，但南宫婉的声音很快又响起来，依然得体：“那就好。柳絮是个细心人。有她照顾家里，你也能更安心工作。”
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万大春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试探？或者说，是一种对他家庭状况的、过于细致的“关心”？
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立刻将话题拉回工作：“下午是闭门座谈，估计会更直接。南宫小姐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他的语气明确地传递出“我们谈工作就好”的信号。
南宫婉是何等聪明的人，显然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她的语气也立刻恢复了几分平时的专业和冷静：“闭门座谈，重在倾听和吸收。专家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更尖锐、甚至是否定性的意见，不要急于辩解，认真听，记下来。有些意见可能不切实际，但有些可能恰恰指出了你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另外，对于专家们提出的合作意向或研究建议，可以积极回应，但具体细节不要当场敲定，留出缓冲空间，下来再详细评估。”
“好的，我记住了。”万大春简洁地回应。
“另外，”南宫婉补充道，“王司长私下跟我透露，这次调研结束后，部里可能会考虑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媒体通气会或成果发布会，初步展示试点成效，为后续更大范围的推广造势。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注意总结提炼一些有亮点的、易传播的‘故事’。”
这个消息很重要。万大春认真记下：“明白。我们会注意梳理。”
“嗯，那就先这样。不打扰你准备了。加油。”南宫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干脆利落，没有再多一句闲话。
万大春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次通话，南宫婉明显收敛了许多，更多是在传递信息和建议。但他能感觉到，最初那种超越工作关系的“关心”苗头，似乎被她敏锐地察觉并克制住了。
这让他既松了口气，又有些莫名的复杂。他并不想得罪或疏远南宫婉，这位盟友的能量和支持对桃源村至关重要。但他也必须清晰地守住私人情感的边界，这既是对柳絮和家庭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南宫婉之间纯粹合作关系的一种保护。
或许，南宫婉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一种拉近关系、增强信任的社交策略？毕竟在复杂的商业和政商关系中，适度的个人关怀有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万大春不愿意恶意揣度他人，尤其是一直帮助他们的南宫婉。但他必须谨慎。
他将这次通话的内容和感受暂时压在心底，重新集中精神，思考下午的座谈。
下午的闭门座谈，气氛果然更加严肃和直接。没有上午分组研讨时的那种探讨氛围，专家们更像是考官，围绕桃源村模式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风险隐患以及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衔接等问题，轮番提问，有些问题甚至带有明显的质疑色彩。
“你们的模式高度依赖万医生个人的能力和威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点。如何建立不依赖于个别人的长效机制？”
“合作社的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一旦药材市场价格波动，或者遇到大规模病虫害，如何保障村民收入和健康服务的持续性？”
“你们收集了大量的村民健康数据，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如何保障？未来如果与外部机构合作研究，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如何落实？”
“将中医药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结合，理念很好，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如何界定‘医疗行为’和‘健康管理’的边界？这涉及到责任认定和潜在的法律风险。”
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直指模式的软肋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万大春、沈言、赵婷、陈墨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没有慌乱，按照事先的准备和分工，逐一诚恳应答。
对于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坦诚承认，并表达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意愿。这种不回避、不粉饰的态度，反而让一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专家，眼神渐渐缓和。
座谈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结束时，专家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神色间少了许多最初的审视，多了几分深思和探讨的意味。
送走专家们去休息，桃源村的核心团队聚在会议室，每个人都像打了一场硬仗，疲惫中带着兴奋。
“太刺激了……”孙启明抹了把额头并不存在的汗，“那位搞法律政策的专家，问得我后背都湿了。”
“问题都很到位，很多是我们自己都没想那么深的。”赵婷感慨，“听了反而觉得思路更清晰了，知道以后该往哪些方面使劲。”
陈墨推了推眼镜：“数据安全和伦理问题，确实需要尽快制定详细的内部规范。”
沈言总结道：“总体看，专家们虽然问得狠，但并没有恶意，更多是帮我们把脉、找隐患。这次座谈，价值很大。”
万大春点点头，刚想说话，手机又震动了一下。他以为是工作信息，拿出来一看，却是一条来自南宫婉的微信，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刚和王司长通话，他对下午座谈的评价是‘务实、清醒、有韧性’。很好。”
没有多余的关心，没有私人话题，纯粹的工作反馈。
万大春看着这条信息，心里最后那点疑虑和异样感，悄然散去。
或许，之前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南宫婉就是南宫婉，一个眼光精准、手腕高超、同时也不乏人情味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她的“关心”，或许只是她处事风格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项目，而非其他。
他回了两个字：“谢谢。”
然后，收起手机，将全部注意力重新放回眼前的团队和亟待总结的会议上。
礼貌的回避，清晰的界限。
这对于他和南宫婉之间，对于桃源村的未来，或许都是最好的选择。
他只需要记住，她是重要的盟友。而他，是桃源村的医生，是柳絮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