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夫人听完，沉默了片刻。
她端着咖啡杯的手没有抖，脸上的笑容却一点一点地淡了下去，像茶杯里的热气慢慢地散尽。
她端着咖啡杯站了大概几秒钟——几秒钟里，她脸上换了好几种表情：先是不信，然后是失望，最后是一种被辜负了之后才会有的冷淡。
然后她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动作很轻，杯底碰到桌面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微而清脆的声响。她转过身，走了。
旗袍的下摆擦过门框，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她没有上楼去找她的达令，也没有留下来劝她大哥。她只是走了。
她知道她的达令最近真的有点飘了。
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看来浙东派那几个老头子，背着她私下烧了不少香。
那些浙东派的老人精——张静江、虞洽卿、还有那几个姓陈的老乡——他们从来不走正门。
他们送礼送在人情上，说话说在饭桌上，跟那位聊完正事之后总要加一句“您是全国的总裁，不是哪一个人的总裁”。
这些话说多了，就从那位的耳朵进了那位的里心，心里也就慢慢的长毛了。
她心里清楚，她的达令已经不是几个月前那个在上海溃败时摔杯子骂娘希匹的人了。
那个达令至少知道自己做错了。
现在这个达令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那她还有什么好劝的。
宋子文看着她妹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开口挽留。
他转过头，继续对着满屋子的人说。
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每一个字还是清清楚楚。
他讲到信义，讲到战略，讲到欠卢润东的人情，讲到卢润东这个人的分量——他手里还有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如果因为这件事对南京产生戒心，以后华东的仗还怎么打。
他不是一个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他在华北和华东铺开的聚村网络、他建立的西北工业基地的供应链、以及他部队中那一套成熟的政委体系，才是他能同时在多个战区跟鬼子硬碰硬的关键。
你派人捅他的后背，他不会拍桌子骂你，他只会从此以后不再信你。
一旦失去这个人的信任，华东的战局会变成什么样？
你能指望那些还在浙江修碉堡的部队去填华北的窟窿吗？
你能指望张发奎的溃兵去守长江防线吗？
你能指望谁？
就在宋子文的话音终于落下去的时候，整个侍从室安静了大概几秒钟。
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能听见走廊尽头那座落地钟的钟摆在咔咔地走。这时候，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侍从参谋推门进来了。
这个人姓黄，二十来岁，在侍从室里算是最年轻的一批，之前被派去汤恩伯那边送文件，刚回到南京。
他对侍从室里这一个多小时的暴风骤雨一无所知。
只是到门口时，听见了里面的怒骂声。直到骂声稍歇，他才敢进来。
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文件夹，看见宋子文站在屋子中间，先是愣了一下——舅爷怎么会站在这里，领带松了，满脸铁青？
然后他走到旁边的机要秘书身边，低声嘀咕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满屋安静得连根针都听得见，那句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宋子文耳朵里：“怎么还骂上了？其实我觉得总裁这步棋走得——”
他没说完。
他不知道他正在往一座已经喷发了一个多小时的火山口里浇汽油。
宋子文转过身的速度比在场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他一步跨过去，从旁边一个侍从的枪套里拔出手枪，那个侍从根本来不及反应——国舅爷的手太快了，拔枪的动作一点都不像坐了多少年办公室的人。
枪口抬起来的时候，姓黄的参谋嘴巴还张着，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极度的惊恐，瞳孔猛地收缩。
他甚至没来得及求饶。
枪声在封闭的办公室里炸开，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
弹壳叮当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弹了一下，滚到了桌子腿旁边。
黄参谋仰面倒在地上。
子弹从他的额头穿进去，后脑穿出来，血和脑浆溅在身后的大理石地板上。
他的眼睛还睁着，嘴巴也还张着，脸上凝固着临死前那一瞬间的恐惧。
文件夹脱手飞出去，文件散了一地，有几张纸落在血泊里，被血慢慢地洇湿，纸上的字迹一点点地模糊，先是“日照”，然后是“到位”，最后连“汤”字也看不清了。
满屋的人全僵住了。
有人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没有人敢弯腰去捡。
有人站了起来，腿撞到了椅子，椅子翻倒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但那个人连低头看一眼都不敢。
角落里有个参谋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动。
连呼吸都屏住了。
宋子文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枪。
枪口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
他的手有些抖——不是因为后怕，是因为气还没有全消，身体里的愤怒还在往外顶。
他低头看了地上的尸体一眼，然后把枪往桌上一搁，枪管磕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在死寂的侍从室里回荡：“这种时候还敢火上浇油——死有余辜。”
然后他整理了一下西装，把松掉的领带重新拉紧，把崩开的扣子扣上。
他的动作很慢，慢到让在场的人觉得每一秒都是煎熬。
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皮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先是踩过一摊血，留下一个暗红色的鞋印，然后是第二个——咔，咔，咔。鞋印越来越淡，越来越浅，直到完全看不见。
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梧桐叶的沙沙声吞没了。
那位此刻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本来在办公，从宋子文进屋开骂到刚才停下骂声，他都清楚的直到，自己不能下楼。否则就真的没法转圜了。
直至听到侍从室传来枪声，才走出来。
从阳台往下看，正好能看见侍从室门口——两个侍从正把黄参谋的尸体抬出来。
尸体上盖了一张白布，但白布不够大，一只胳膊垂在外面，袖口上还别着侍从室的徽章。那只胳膊随着抬尸体的步伐无力地晃动着，手是张开的，手指上还沾着血。
院子里的法国梧桐被风吹得沙沙响。
柳絮还在飘。
一朵柳絮落在他的肩章上，他没有伸手去拂。
大舅哥毙了他的人，在他自己的总统府里，一枪，当着他所有侍从的面。
他什么也没有说。
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先做错了。
他站了很久，直到抬尸体的两个人消失在走廊拐角。
然后他转身走回办公室，把门关上。
桌上的茶已经凉透了，茶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
他端起茶杯看了一眼，又放下了。窗外传来麻雀在梧桐树上叽叽喳喳的叫声。
他听了半天，觉得这叫声忽然刺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