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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同日深夜

玛丽·温斯洛的密电到了。

译出来的电文让苏婉清眉头紧锁。她拿着电文纸走进书房,贾玉振还在灯下写作——不是小说,而是一封给玛丽的回信。

“oSS的卡特先生又施压了。”苏婉清将电文放在桌上,“他说,《阿甘传》前几章在美国反响很好,但白宫方面希望看到‘更全面的美国叙事’——不仅要写普通人的奋斗,还要写美国如何在战后领导世界重建。他暗示,如果您能写出让华盛顿满意的内容,他们可以启动‘国际作家保护计划’,提供赴美庇护。”

贾玉振放下笔,揉了揉眉心。

“保护计划……”他重复这个词,笑了,“婉清,你觉得,我若去了美国,是会更自由,还是会被更精致的笼子关起来?”

苏婉清没回答。她看着丈夫疲惫的侧脸,想起这些日子院外越来越多的眼睛,沈处长越来越频繁的“拜访”,还有那份盖着红印的审查文件。

“至少……那里没有战火。”她轻声说。

“战火有形,枷锁无形。”贾玉振摇头,“卡特要的‘全面美国叙事’,本质是要我成为美国的宣传员。这和沈处长要的‘正面引导’,有什么区别?都是要我的笔,为他们的旗帜服务。”

他提起笔,在回信草稿上继续写:

“致卡特先生:”

“我将继续撰写《阿甘传》。故事会展现美国战后的繁荣图景,也会呈现繁荣之下的细微褶皱——福利制度的双面性、消费主义对人的塑造、种族问题的隐性延续。

这不是批评,而是观察。若您要的是一曲毫无杂音的赞歌,那么抱歉,我的耳朵听见的从来不是单一频率。”

“至于保护计划,心领了。我的战场在这里。这里的迷雾需要笔来刺穿,这里的人需要故事来唤醒。若我离开,便是逃兵。”

写到这里,他停顿,然后补上一行:

“另:请转告总统先生,真正的思考如河流,需要自己的河床。若河床被预设为赞美或批判的渠道,河流将失去方向。”

他签名,将信纸递给苏婉清:“加密,让冯四爷的人明天送出去。”

苏婉清接过,犹豫了一下:“玉振,你这样两边都拒绝,会不会……”

“太危险?”贾玉振替她说完,走到窗边。夜色浓重,但远处码头还有零星灯火——那是夜校的教室,工人们在下工后挤在那里,跟着义工认字、学算数。灯光微弱,但在黑暗里,那就是光。

“婉清,你看那些灯。”他轻声说,“每一盏下面,都有人在努力看清这个世界。我若妥协了,他们的灯就暗了一分。”

他转身,目光沉静:“沈处长要赞歌,我就写赞歌。卡特要美国叙事,我就写美国叙事。但赞歌里,我会藏进跑调的节拍;叙事里,我会埋下断裂的线索。能听出来的人,自然会听出来。”

苏婉清看着丈夫。这个男人身形单薄,长衫洗得发白,但脊梁挺得笔直。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北平的茶馆,他第一次说《明日食单》。那时他饥寒交迫,但那光没灭。现在他名满天下,但那光,依然没灭。

“我去译电。”她说,语气坚定起来。

苏婉清离开后,贾玉振重新坐回桌前。他翻开《阿甘传》新一章的稿纸,提笔写下标题:

“福利办公室的长队”

然后开始写:

阿拉巴马,福利办公室

阿甘母亲牵着阿甘的手,排在长长的队伍里。队伍从办公室门口一直蜿蜒到街角,几乎所有人都是女人和孩子,脸色灰黄,眼神疲惫。空气里弥漫着旧衣服的霉味、廉价肥皂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屈辱的味道。

窗口里,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嘴唇抿成一条细线。她机械地重复着问题:

“姓名?”

“住址?”

“家庭收入?”

“丈夫去向?”

“有无人接济?”

每一个问题都像小刀,轻轻刮掉一层尊严。

轮到阿甘母亲时,她声音很低:“丈夫……离家了。没有接济。我在洗衣店打工,一周四美元。”

工作人员抬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阿甘的腿撑,眼神里有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怜悯——但很快被程式化的冷漠取代。

“残疾证明。”

母亲赶紧从布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医生证明。

工作人员核对,盖章,然后递出一张浅绿色的食品券。

“每月额度:豆类罐头十二个,奶粉两磅,面粉五磅。下月同时间再来。”

“谢谢,谢谢。”母亲连声道谢,像得到恩赐。

阿甘抬头看着母亲。

他不明白,为什么领救济要这么卑微。

这些食物难道不是国家应该给的吗?

就像老师说的,“美国不让任何人饿肚子”。

队伍后面传来低声争吵。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因为无法证明“父亲完全失联”而被拒绝发放食品券。

她声音哽咽:“孩子饿得直哭,求您……”

“规定就是规定。”工作人员声音冰冷。

女人最终被保安请了出去。

阿甘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怀里婴儿的哭声像细细的针,扎进耳朵里。

领完食品券,母亲带阿甘去指定的“合作商店”。

货架上,印着“USdA”(美国农业部)字样的罐头堆成小山:黄豆、鹰嘴豆、芸豆,清一色的土黄色标签。奶粉是廉价的大包装,面粉是最低档的泛黄的面粉。

店主懒洋洋地核销食品券,将东西装进旧纸袋。递过来时,他嘟囔了一句:“又来一批。”

声音不大,但阿甘听见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沉默。

阿甘抱着纸袋,里面罐头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忽然问:“妈妈,为什么那个阿姨哭了?”

母亲脚步顿了顿。

“因为她……不够资格。”母亲说,声音很轻。

“什么是资格?”

母亲低头看了儿子一眼。

九岁的孩子,眼睛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但天空里已经有了云。

“资格就是……”母亲搜索着词汇,最终苦涩地说,“你要足够惨,但又不能太惨。惨到需要帮助,但又不能惨到成为麻烦。这中间的线……很难找。”

阿甘似懂非懂。他想起珍妮的话——上周她去寄养家庭前,最后一次来看他时说:“阿甘,记住:他们给你东西,不是因为他们善良,是因为他们怕你饿死了会闹事。

但如果你真的饿的连闹事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你连骨头都拿不到。

这和喂狗是一个道理——给够骨头,狗就不叫了。叫的越凶,骨头就越多。”

当时阿甘没明白。

现在,抱着这些罐头,他好像明白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