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哈莱姆区，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地下室，1944年1月26日，凌晨2点13分
油印机的滚筒转动时发出的声音，在午夜的地下室里听起来像某种疾病的心跳。咣当，咣当，咣当——每转动一次，沃尔特·怀特的手指就跟着抖一下。
不是因为冷。
地下室有暖气，虽然老旧，但足够抵御纽约冬夜的寒气。他的颤抖来自更深的地方——来自指尖触碰到的、那些刚从滚筒里吐出来的、还带着油墨温度的纸张。
纸张上印着的，是他改了七稿的文字。
不，不是他的。
是一个中国人的。
一个他从未见过、可能这辈子也不会见到的中国作家——贾玉振——在重庆的废墟里写下的《我有一个梦想》。
而此刻，怀特正在把它变成黑人的。
第七稿摊在手边，每一页都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
他把“长江黄河”改成了“密西西比河与哈德逊河”。
把“长城烽火台”改成了“南方种植园的老橡树”。
把“日军铁蹄”改成了“三K党的火把”。
改到第三稿时，他崩溃过一次。那天深夜，他盯着被改得支离破碎的原文，突然把笔摔在地上，双手捂住脸。
“我他妈在干什么？”他对空荡荡的地下室嘶吼，“这是偷窃！这是亵渎！”
但隔天早上，他捡起笔，继续改。
因为当他试着直接印刷中文翻译版，发给哈莱姆识字班的黑人妇女们看时，她们茫然地抬起头：“怀特先生，长江……在哪？长城……是什么？”
距离。致命的距离。
那些在中国能让人泪流满面的意象，在大洋彼岸的黑人社区里，只是陌生的地理名词。
所以他必须改。
此刻，他看着第七稿上最后一段修改——那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原文没有：
“当东方的兄弟在战火中说‘我梦想有一天’时，他或许不知道，他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打穿了大洋，打进了我们锁着镣铐的心脏。
我们接过这颗子弹。
不是要还给他。
是要用它，在我们自己的战场上，开出同样的花。”
油印机突然卡住了。
怀特跪下来，油墨染黑了膝盖处的西裤——这条裤子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体面行头”，明天要穿着它去面对上千人。但他没在意，手指探进机器滚轴间，摸到了一团卡住的纸张。
他小心地往外抽。
纸张撕裂了。
正好是那段加上的话。
怀特盯着手中的碎片，忽然笑了。笑得很苦。
也许这就是宿命——属于别人的文字，再怎么改，终究会撕裂。
他站起身，重新装纸，调整滚轴。机器再次转动。
咣当，咣当。
这次顺利了。
一张张湿漉漉的纸张吐出来，每一张上都印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标题：
《我有一个梦想：当黑皮肤说出同样的渴望》
副标题更小：“从重庆废墟到哈莱姆街头——一场跨越种族与国界的共鸣”
印到第87张时，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推开。
一个十岁左右的黑人男孩探头进来，手里端着个破搪瓷杯，热气从杯口升起。
“怀特先生，”男孩声音怯生生的，“妈妈说您一定还没睡，让我送咖啡来。”
怀特停下机器，接过杯子。咖啡很劣质，掺了太多菊苣，但滚烫。他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却觉得这疼痛真实。
“谢谢你，詹姆斯。”他摸摸男孩的头，“你妈妈怎么样？”
“还在咳嗽。”詹姆斯低下头，“但她说……明天一定要去。她说要听听‘那个中国人的梦’。”
怀特的手顿住了。
他蹲下身，平视男孩的眼睛：“詹姆斯，你做过梦吗？”
男孩想了想，点头：“我梦见……我爸爸回来。”
怀特的喉结动了动。他知道詹姆斯的父亲——一个码头工人，三年前在“种族冲突”中被警察打死，尸体在停尸房放了五天，才被允许领回。没有审判，没有解释。
“还有呢？”
“我还梦见……”詹姆斯声音更小了，“梦见我能和白人孩子一样，在中央公园的喷泉边玩。不用怕被赶走。”
怀特闭上眼睛。
再睁开时，他站起身，从刚印好的册子里抽出一本，递给詹姆斯：
“拿好。明天，带着它去。等你长大了，也许……这个梦就实现了。”
男孩郑重地接过，像接过圣物。他翻开第一页，虽然识字不多，但还是努力辨认那些字母。
“怀特先生，”他忽然抬头，“那个中国作家……他长什么样？”
怀特愣住了。
他走到墙边，那里钉着几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模糊的、远距离的、贾玉振在七星岗窗前的侧影，指尖夹着烟，目光望向远方。
“大概……这样。”怀特指着照片，“他也在做梦。做和我们一样的梦。”
詹姆斯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说：
“他看起来……很累。”
怀特鼻子一酸。
“是啊。”他轻声说，“做梦的人，都很累。”
男孩离开后，怀特继续印刷。油印机的声音在深夜里固执地响着，像心跳，像呐喊，像所有说不出口的渴望，在廉价的纸张上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
翌日，1944年1月27日，夜，哈莱姆区第七大道
雪是从傍晚开始下的。纽约1944年第一场像样的雪，纷纷扬扬，很快就给肮脏的街道、破烂的消防梯、墙壁上的涂鸦，盖上了一层虚伪的洁白。
但洁白掩盖不了气味。
尿骚味、垃圾腐败味、廉价烟草味、还有人群聚集时特有的、浑浊的体味——这些气味从每一个角落渗出，和雪花混在一起，落下来，落在每一个站在街上的人肩头。
第七大道挤满了人。
怀特站在教堂二楼的窗前，看着下面。他看见了老露西——那个在制衣厂干了四十年、手指被缝纫机轧断三根的老妇人，此刻裹着破旧的披肩，站在雪里，仰头望着教堂的方向。
他看见了年轻的麦尔肯——刚从监狱出来三个月，脸上还带着疤，此刻双手插在兜里，眼神警惕，但站得笔直。
他看见了一家五口——父母和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被父亲扛在肩上，孩子的手里攥着刚领到的小册子，虽然看不懂，但攥得很紧。
他还看见了几个白人。
不多，五六个。有记者，有神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穿着体面大衣的中年男人——怀特认出那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编辑，以“同情黑人处境”着称，但从未真正做过什么。
所有人都站在雪里。
没有人打伞。雪花落在肩头，化开，浸湿了布料，但没人离开。他们只是站着，等待着，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汇成一片低垂的雾。
怀特深吸一口气，转身下楼。
他的灰色西装膝盖处还留着油墨的污渍，但他没换。他甚至刻意没打领带——他要让台下的人知道：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穿着唯一一套体面衣服，站在这里。
教堂早就满了。连过道都挤满了人，空气浑浊而温热，混合着湿衣服的潮气和贫穷特有的酸味。
怀特穿过人群，走向门口。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无数只手伸过来，触碰他的手臂，他的肩膀，像是要从他身上汲取某种力量。
“怀特先生……”
“我们来了……”
“上帝保佑您……”
低语声像潮水，推着他向前。
走到门口台阶时，探照灯突然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