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礁潜行
调查组进驻试点市的阵势，比高晋预想的还要正式。由市纪委牵头，公安、安监、审计多部门抽调骨干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第二天就在区政府设立了临时办公室。消息刻意低调，但体制内的人都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一个街道办主任的意外死亡，动用了近乎反腐案件的规格。
高晋严格遵守孙启明的指示，没有主动与调查组产生任何接触。但他通过公开渠道和有限的体制内信息流转，大致摸清了调查的基本方向：一是彻查事发当天的冲突全过程，二是深挖涉事仓储公司的经营背景和违规问题，三是排查王建国本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三条线平行推进，看起来面面俱到。
新桥镇那边，气氛明显紧绷起来。张思远又发来一条加密简报：全区各街道都被要求重新上报过去三年内所有第三方技术合作项目清单，特别是涉及数据采集、信息系统建设的，需附上合作协议、数据流向说明和安全评估报告。乔雅主任私下告诉张思远，区里领导在会上特别点了几个“外部技术支持项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星图”试点首当其冲。
“这是借安全审查之名，行排查清理之实。”张思远在简报末尾加了自己的判断，“乔主任暗示，有人想把水搅浑，把技术合作项目也拖进这次事件的调查视线，制造‘外来技术干预导致基层工作变形’的叙事。”
高晋把简报转给了孙启明。半小时后，孙启明回了一条简短指示：“配合要求，提供标准合作协议模板及我方数据安全承诺书。不主动解释，不额外说明。试点工作照常推进，但近期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敏感联想的社区活动。”
这份冷静到近乎刻意的回应，让高晋更加确信，孙启明掌握着某些他尚未知晓的背景信息。或者说，孙启明正以一种更宏观的视角，审视着这场由王建国之死引爆的多方博弈。对孙启明而言，“星图”项目的生存和发展是核心利益，为此必须避开一切可能被卷入旋涡的路径。
然而，暗流总是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涌来。
三天后的傍晚，高晋正准备下班，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本地口音：“是高晋高主任吗？我是王建国的弟弟，王建军。”
高晋心中警铃大作。他从未与王建国的家人有过任何接触，这个电话显然越过了正常的官方渠道。
“王先生，请节哀。请问有什么事？”高晋保持着公事公办的语气，同时悄悄按下了手机录音键——这是他在敏感岗位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
“高主任，我知道我哥的事现在调查组在查。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哥出事前那几天，状态很不对。”王建军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不是怕工作压力大，他是……怕人。他跟我喝酒时说漏过一句，说‘有些旧账不是你想翻就能翻的，翻不好，命都可能搭进去’。我当时以为他喝多了胡说，现在想想……”
“王先生，”高晋打断他，语气尽量温和但坚定，“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你应该向调查组反映。他们有专业的程序和能力处理这类信息。”
“我反映了！昨天就去了！”王建军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可接待的人只是记录，说会转达。但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警告我不要乱说话，说会‘影响调查方向’……高主任，我听说你们单位在搞什么高科技的数据分析系统，我哥之前提过一句，说那东西‘能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求求你，能不能用你们的系统，帮我分析分析，我哥到底惹了什么事？”
高晋的后背渗出冷汗。这通电话已经越过了所有安全边界。王建国生前是否真的接触过“星图”相关信息？他说的“不该看的东西”指什么？更重要的是，谁在警告王建军？是调查组内部的正常程序提醒，还是其他势力的威胁？
“王先生，请你冷静。”高晋一字一句地说，“首先，我对你哥哥的遭遇深表同情。其次，我们单位的项目是公开的技术试点，所有工作都在法律法规和合作协议框架内进行，不存在所谓的‘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调查组是市委市政府派出的权威机构，你应该相信他们，配合他们。我个人或我单位，无权也无能力介入具体案件的调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最后，王建军嘶哑地说：“我知道了……打扰了。”
挂断电话后，高晋立刻删除了录音，但那段对话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他脑子里。他坐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感到一种冰冷彻骨的寒意。王建国的死，果然不只是简单的意外或基层冲突。那个警告电话，证明了有力量在试图封堵信息。而王建军找到他，说明在某些人眼中，“星图”项目已经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变量，甚至是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或者，更可能是一个诱饵。
他必须向孙启明汇报这次接触。但在此之前，他需要理清思路：这次接触是偶然，还是被设计的？如果是被设计的，对方想达到什么目的？引诱他私下调查，然后以“违规干预司法”的罪名打击“星图”项目？还是想通过他，试探孙启明乃至更高层的态度？
深夜十一点，高晋拨通了孙启明的私人加密线路。言简意赅地汇报了通话内容后，他等待指示。
孙启明沉默的时间比他预想的更长。最后，缓缓开口：“你处理得对。从今天起，所有陌生号码来电一律不接，所有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一律不理。王建军如果再联系你，明确告知他已报警备案。另外，明天一早，以项目组名义向市大数据局和区信息办正式报备，说明近期有不明身份人士试图以非正规方式接触项目组核心成员，疑似意图干扰试点工作或获取非公开信息，请求上级部门关注并给予指导。”
“是。”高晋顿了顿，还是问出了口，“主任，王建国提到的‘不该看的东西’，会不会和我们之前注意到的‘非典型迹象’有关？”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几乎难以察觉的叹息。“高晋，记住我的话：不要联想，不要串联。每一个独立事件都可能有无数种解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保‘星图’这条船不偏离航道，不被暗流带进礁石区。至于水下到底有什么，等风浪平息了，自然会看得更清楚。”
“明白。”
“还有一件事。”孙启明的声音更低沉了，“新桥镇的试点，近期可能会有阻力。乔雅主任可能被调整岗位。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要做好预案，确保试点工作的连续性。必要的话，可以适当收缩，聚焦在一两个能产出可视化成果的小点上，先求稳，再图进。”
乔雅要被调走？高晋心中一沉。乔雅是“星图”在基层最重要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她的离开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显然是有人在对“星图”的基层支点动手了。
“我明白。会做好预案。”
挂断电话，高晋走到窗边。夜色中的城市依然灯火璀璨，但他看到的，却是光鲜表象下错综复杂的暗影流动。王建国死了，王建军被警告，乔雅要被调离……一系列动作精准而迅速，目标明确：切断线索，拔除支点，孤立变量。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博弈。对手显然深谙体制运作的规则，知道如何在规则内施加压力、设置障碍。他们不直接攻击“星图”项目本身——那太显眼，容易引发上层反弹——而是通过影响相关人员、制造审查氛围、暗示安全风险，来逐步压缩项目的生存空间。
高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他可以优化算法，可以设计协议，可以协调团队，但面对这种来自阴影中的、以人和权力为棋子的博弈，技术能做的太有限了。孙启明选择保守防御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是被动的。被动，往往意味着步步后退。
回到办公桌前，他打开了新桥镇试点的数据看板。过去一个月，通过线上议事模块解决或缓解了十七项社区问题，从维修路灯到调解邻里纠纷，参与居民累计超过三百人次。数据很单薄，成果很微小，但这是真实的改变，是“星图”赋能基层治理理念的实证。
他不能失去这个支点。
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孙启明让他“收缩聚焦”，但如果能赶在乔雅调离前，策划一次有影响力的社区活动，产生足够正面的舆论效果，是否能增加保留这个基层支点的筹码？甚至，如果能将新桥镇试点与当前全市强调的“排查安全隐患”工作结合起来，以“技术赋能基层风险自查”为主题，是否能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为项目争取更多空间？
风险很大。如果操作不当，可能被视为“借势炒作”，适得其反。但如果成功，不仅能稳固新桥镇这个据点，还能向外界展示“星图”在敏感时期的建设性价值。
高晋打开文档，开始草拟方案。他决定不使用任何可能引发联想的敏感词，完全聚焦于“社区安全自查”这个中性而正面的主题，邀请居民通过线上平台报告身边的安全隐患，结合简单的AI图像识别技术，帮助居民初步判断隐患等级，并自动对接街道的常规处置流程。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数据所有权完全归社区，技术方只提供工具。
他给这个临时策划起名为“平安眼”行动。计划用一周时间准备，然后在周末开展集中宣传。如果乔雅能在岗支持最好，如果她已经调离，就通过张思远和社区积极分子推动。
写完方案初稿，已是凌晨两点。高晋把它加密保存，没有立即发送。他需要再仔细权衡，也需要等待更合适的时机。
离开办公室时，走廊的应急灯投下惨白的光。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空旷的走廊里孤独地延伸。高晋忽然想起王建国那张圆胖的脸，想起他热情张罗抽样工作的样子。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已成冰冷的谜题。而他自己，正驾驶着“星图”这艘船，在由这个谜题激起的暗流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不至于触礁沉没的航道。
前方还有多少暗礁，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须更谨慎，也更坚定地，继续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