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的北京，冷得邪乎。
我裹着厂里发的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从轧钢车间往会议室走。路过食堂的时候，闻到一股熬白菜帮子的味道，寡淡得跟刷锅水似的。这年头，肚子里没油水，总觉得空落落的，走路发飘，像是踩在棉花上。
不过今天的气氛有点不一样。一路上碰见几个工友，都在那儿嘀嘀咕咕，脸上带着点藏不住的喜气。老孙看见我，老远就挥手：小林，听说了吗？大消息！他眼睛亮得像灯泡，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我心里嘀咕：莫非又有啥好消息？
推开会议室的门，里头已经坐满了人。烟雾缭绕的，几个老工人点着旱烟，烟叶子那股冲劲儿直往鼻子里钻。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掏出揣在兜里的旧笔记本，准备记点东西。本子边角已经卷了，纸页泛黄，上面记满了这一年的零零碎碎——定量、菜价、孩子的花销。
车间主任老周坐在前头，清了清嗓子。他的嗓子常年被车间里的烟尘熏，哑得像破风箱。
都静一静，开会了。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老周翻了翻手里的文件，表情严肃，但嘴角那点笑意谁都看得出来。他故意把文件举高了，让大家看见那红头文件的公章，然后才开口：
今天传达个好事儿。他顿了顿，卖了个关子，从二月份开始，咱们的口粮定量，从二十五斤调到二十八斤。
会议室里的一声，像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
二十八斤？那可是多了三斤啊！
这可太好了！够多吃好几天饱饭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三斤粮食，在这个年头，那可是能救命的。三斤棒子面，够一个成年人吃好几天；三斤白面，能蒸出多少个大馒头？够一家子过个像样的年了。我想起去年冬天，月末那几天，粮袋见了底，娄晓娥把米缸刮得干干净净，煮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她不说，我也不说，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了。现在，多出这三斤，意味着月底不用再数着米粒下锅了。
老周摆摆手，示意大伙儿安静。他放下文件，双手撑在桌子上，身子前倾：还有——八字方针继续执行，意思是啥？意思是国家要继续调整政策，让咱们的生活好起来。困难的时期正在慢慢过去，大家要有信心！
他说完这话，眼神里带着一种真诚的期盼。我看着周围工友们的面孔，有兴奋的，有若有所思的，有眼眶子浅的已经开始抹眼泪的。坐在我旁边的是锻工组的孙福全孙八级，这老头子八级工，手艺是厂里数一数二的，就是脾气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声音说：小林，你听明白了没有？国家政策在变，日子要慢慢好起来了。
我点点头：听明白了。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这1962年，我在心里默默算着，按照历史，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从五九年到六一年，那三年是真的难熬。食堂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树皮都被人剥光了吃。我虽然有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知识，但面对那种全国性的灾难，能做的也有限。我只不过是多种了块菜地，多攒了几斤粮，多照顾了老婆孩子。而已。
还好，最难的时候总算过去了。
散会的时候，工友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还在议论着这个消息。有人算账：一个月多三斤，一年就是三十六斤，够吃小一个月了。有人感慨：还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知道咱们老百姓的苦。
我没有参与讨论，只是默默走在人群里。走出会议室，冷风一吹，我打了个激灵。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这天气，倒是很像我刚来这个时代那会儿的心情——迷茫，不知所措。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心里有底了。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二十八斤定量，除去月末那几天青黄不接，应该能勉强糊口了。如果天气暖和起来，工厂食堂的副食供应也能跟上来，日子应该能好过一些。也许，再过几个月，就能攒下点余钱，给娄晓娥扯块新布，给林晓晓买双新鞋。
正要往车间走，迎面碰见了傻柱。
傻柱是我们四合院的邻居，在厂里食堂当厨子。他比我大两岁，性子直，脾气急，但心眼儿好使。他比我高半头，宽肩阔背，穿一件油渍麻花的白围裙，像是刚从灶上下来。他一看见我就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向东，你听说没有？定量涨了！
听说了。
太好了！他拍着大腿，拍得围裙上的灰都跳起来，这下我食堂那帮孙子能多吃几口了。天天喊着饿，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我忍不住笑了：你这是食堂的厨子饿不着，倒是操心起别人来了。
那可不，傻柱一本正经地说，我虽然是个厨子，但也是苦出身，知道饿肚子的滋味。这定量一涨，咱厂里上千号工人，每人多三斤粮，那得是多少？国家这政策，是真的为咱们着想。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朴素的光，不掺杂任何算计。我看着他，心里想：这哥们儿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份实在劲儿，是真的。在这个年月，能守住这份实在，不容易。
对了，傻柱压低声音，凑过来，身上带着油烟和葱花的混合味儿，我听说你们那三大爷——阎埠贵，最近逢人就说这好消息，整天美得不行。
我愣了一下：阎埠贵？他怎么知道的？
他不是学校的工会主席嘛，文件他先知道。傻柱撇撇嘴，这人就爱显摆，什么事都得让他先知道，他才能臭美。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阎埠贵这人，我跟他打过几年交道，精明算计得很。但今天这个消息，他愿意逢人就说，说明这消息是真的让老百姓高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倒是做了件好事——传播希望，本身就是希望的一部分。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我从厂里出来，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往四合院走。二八大杠，铃不响，闸不灵，但两个轱辘转得顺，就是好东西。我蹬过南锣鼓巷，看到胡同口有人在支楞着耳朵听广播。广播里放着《社会主义好》，旋律激昂，在寒风里显得有点悲壮。那几个听广播的人，缩着脖子，跺着脚，却听得认真，像是要从歌词里听出什么密码来。
蹬到四合院门口，我远远就看见了阎埠贵。
他站在院门口的小卖部门口那儿，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正跟几个邻居说得眉飞色舞。他今天穿了一件新洗的中山装，风纪扣敞着，露出里头洗得发白的毛衣领。走近了一听，果然是在说定量的事。
——二十八斤！一个月多三斤！国家这是体恤咱们老百姓的苦处啊！他挥舞着手臂，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势，我跟你们说，这八字方针继续执行，意思是国家还要继续调整政策，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旁边的邻居们有的点头，有的附和，有的面露喜色。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说：老阎，你这消息可真灵通！
阎埠贵得意地捋了捋头发：那当然，我可是学校的工会主席，文件我先知道！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没有插嘴。阎埠贵看见我，眼睛一亮：哟，林向东下班了？你听说了没有？定量涨了！
听说了，厂里刚传达的。
好啊，好啊！他一拍手，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你们轧钢厂的消息也灵通嘛。这下好了，困难的时期正在慢慢过去，八字方针继续执行，国家政策英明啊！
他说话的时候，那表情就跟真的忧国忧民似的。但我知道，这人心里头算计得精着呢——他是学校的工会主席，文件他先知道，自然比别人多了一层优越感。这层优越感，是他在这个贫困时代里唯一能抓住的体面。我不戳破他。人人都有自己活下去的法门，他的法门就是消息灵通。
我没有多说什么，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这时候，院子里的广播匣子也响了，播放的是市政府的通知，说的是调配粮食的事。广播匣子挂在垂花门旁边的墙上，一只木头盒子，里头装着喇叭，声音有点沙哑，但院子里每个角落都能听见。我一边听，一边往里走。
走到中院的时候，我看见了秦淮茹。
她站在自家门口，手里端着一盆刚洗完的衣服，衣服上还滴着水。她看见我了，把盆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林师傅下班了？
嗯，下班了。我点点头，把自行车支好。
她朝我这边走了两步，压低声音：今天的消息，听说了吗？
听说了。定量涨了，从二十五斤调到二十八斤。
一个月多三斤呢。她的脸上带着喜色，那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我家棒梗正长身体，饭量大，这三斤粮，够他多吃几顿饱饭了。
她站在那儿，人还是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眼神比前两年亮了。这三年困难时期，她一个女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和一个婆婆，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贾张氏死后，她的负担轻了些，但日子依然紧巴。现在定量涨了，虽然只是三斤，但意味着孩子能多吃几口，身体能再好一些。
那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说，营养要跟上。
秦淮茹的眼眶子有点红，但她忍住了，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向东哥，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去年借我那五块钱。她声音更低，要不是你，那年冬天，小当的病就拖不过去了。
我摆摆手：别说这些。都过去了。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低下头，把盆里的衣服一件件拧干。水哗哗地流进地上的石板缝里，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瘦弱的肩膀，心里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这个时代的人，太不容易了。每一个活下来的普通人，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回到家里，我把自行车停好，然后进屋。
屋子不大，十几平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床头，上面绣着一朵我认不出来的花。娄晓娥坐在炕沿上，正给林晓晓喂奶。林晓晓已经快一岁了，还在吃奶，小嘴裹着，吃得咕噜咕噜响，额头上渗出细汗。
回来了？娄晓娥抬头看我，定量的事，听说了？
听说了。我把棉袄脱下来，挂在墙上的钉子上，一个月多三斤。
三斤。她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这个数字，够咱们月底那几天加两顿稠粥了。
不止。我坐在桌子前，倒了杯热水，食堂的副食也要跟上，听说下个月开始，每周能有一顿豆腐。
娄晓娥笑了，嘴角弯起来：那晓晓能多吃点豆腐脑了。
林晓晓吃饱了，娄晓娥把她抱起来，拍嗝。小家伙打了个大大的奶嗝，奶味扑了我一脸。她转过头，看见我了，眼睛一亮，伸出手来：爸爸！
那声音清脆，响亮，不再是含混的ba-ba，而是清清楚楚的。
我走过去，把她接过来。她立刻把脸埋在我颈窝里，小手抓着我的衣领，像一只找到了树洞的小兽。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绒绒的，带着奶香。
向东，娄晓娥说，把灯点上吧，天暗了。
我点燃油灯。火苗一跳，屋子里泛起一层暖黄的光。我抱着林晓晓，坐在炕沿上，看着她的小脸。她的眼睛黑亮亮的，映着灯火，像是两颗浸在温水里的黑石子。
晓晓，我轻声说，以后咱们能多吃几顿饱饭了。
她当然听不懂。但她看着我，笑了。那笑容天真无邪，没有任何杂质，像是一泓清泉，倒映着整个世界的美好。
我抱着她，心里默默想着：三斤粮食。在别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1962年2月的北京，在一个刚刚熬过三年饥荒的四合院里，这三斤粮食，就是希望。
窗外，北风还在呼啸。但我听着那风声，不再觉得冷了。屋里是暖的。怀里是暖的。心里，也是暖的。
明天是新的一个月。口粮定量从二十五斤调到二十八斤。
终于够吃了。
带着这个念头，我看着林晓晓在娄晓娥怀里睡着，看着娄晓娥轻轻拍着她的背，看着油灯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的风声，和林晓晓均匀的呼吸声。
1962年2月。春天，快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