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房门口的条凳上坐着一个人。
八月的日头刚过梧桐树顶，后进这一块还没晒到，砖地上返着一层潮气。那人穿一件灰夏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节节粗，中指第一节有一块茧，是握了几十年笔的茧。条凳上摊着一本蓝布面的册子。册子陆行舟认得，是他造的那一本，从皮匣子里出来的。
范培基站在门边，两把钥匙攥在手里，看见他，往条凳那边努了努下巴，没出声。
那人抬头。五十上下，脸瘦，眉毛灰了一半。看人的时候不眯眼，也不多看，看一眼，够了。
“造册的？”
“是。”
“陶其昌。”
三个字，没有头衔，没有客套。陆行舟点了一下头。这个名字他见过，春上罗家湾布告的末一行，老板早年书记，在沪清点旧档，不日到渝。人没到重庆，到了南京，坐在他的册子跟前。
“开门。”陶其昌说。
范培基开锁。一把，再一把。门推开，里头的气涌出来，比黄梅天淡，比黄梅天热。八月的库房是一口闷罐，纸的味道和蜡的味道混在一处，蜡的味道重。
马灯点着。陶其昌先进，册子夹在腋下，没让陆行舟拿。
三十一箱，靠东墙两溜。
陶其昌走到一号箱跟前，站住，把册子翻开，翻到第一页，不看箱。他伸出一只手，手掌张开，按在箱口火漆上头，遮住了。
“念。”
“云头。”
手抬开。云头。
陶其昌翻一页，走到二号，手又按上去。
“念。”
“缠枝。”
手抬开。缠枝。
他一箱一箱按过去，不快，不慢。方胜。双鱼。井字。半边的寿字。陆行舟念一个，他抬一回手，看一眼，翻一页。范培基在门边举灯，灯举得高，人不敢动。这样的对册他没见过。造册的人不看册，清册的人不看箱，看的是造册的人的嘴。
火漆在八月里是软的。手掌按上去，抬开，掌心上不沾红，可蜡面上留一层汗气，灯一照，发亮。陶其昌每按一枚，都拿长衫下摆把掌心擦一下，再按下一枚。他不用指甲。范培基那把小锁上沾的蜡，陆行舟闻过；这个人的手，一枚蜡也不带走。
八号，回纹。九号，卍字。十号，一枚素的，什么也没有。念到素的，陶其昌把手多按了一息，抬开，看了看，又看了看册子上那一行。册上写的是三个字，无花纹。
“无花纹也是花纹。”
“是。”
到十一号，他的手停在火漆上，没抬。
“十一号。你对到这里，火起了。”
“是。”
“念。”
“如意。”
手抬开。如意。
陶其昌翻页，往下走。
二十七号，元宝拖尾。他把手按上去，按了一下，又拿开，弯腰看。火漆边上糊的那一圈，热气一蒸，比别处亮。
“糊了。”
“汉口。烤的。”陆行舟说，“册上记着。”
陶其昌翻到那一页，看了一眼页边的小字。他没问是谁烤的，也没问为什么烤。手指在小字上按了按，翻过去。
“册上没有内容。”
“造册不看内容。”
“好。”
二十九号。
桓字半边。封条压在火漆上，纸角折着。陶其昌这一回没把手按上去。他把册子举到灯底下，看册，再看箱，再看册。
“渝密五十三号。”
“是。”
“原的？”
“正卷全。附录半卷。”
“另一半？”
“烧了。”
“誊的？”
陆行舟没有答。他抬手指了指最里头的架子。架子上一只小木匣，编号一个字，附。
陶其昌走过去。灯跟过去。他站在架子跟前，不弯腰，不伸手，眼睛落在匣口那枚火漆上。素圈，两道。他看了一息。两息。三息。
范培基的胳膊酸了，灯晃了一下。
陶其昌转过身。
“附一匣。”他说。
就这三个字。他走回门口，把册子合上，夹回腋下。
陆行舟站在原地。那两道齐的圈，他看过一回，记了一回，没报。现在有第二个人在那枚火漆跟前站了三息。三息是什么意思，他不猜。册上记的是看见的。
“出去。”陶其昌说，“里头热。”
条凳搬到走廊底下。
陶其昌坐一头，册子搁在膝上。陆行舟站着。范培基锁了门，退到院子那一头去了，离得远，听不见。
“重庆封档的册，是你造的？”
“是。”
“火漆花纹，你记得？”
“记得。”
“三十一枚，全记得？”
“三十一枚。”陆行舟说，“楼上那三十七枚，也记得。”
陶其昌没有夸。他把册子翻到末尾，末尾夹着一叠值夜单，一旬一张，从五月到八月。他一张一张看，看的是签名底下那一行。
“十几张，没有一张写完好。”
“在，就是在。”
“完好，是别人写的？”
“是。”
陶其昌把值夜单塞回册子里，塞得齐。他抬起头，看陆行舟。这一看，比看那枚火漆长。
“老库那把火，你在场？”
“在。”
“抱什么出来的？”
“册。”
“哪一册？”
“誊的。”
“原的呢？”
“在箱里。半卷。”
陶其昌点了一下头。点得很小，下巴动了一动。
“我给老板抄字那一年，”他说，“局还不叫局，人只有十几个。抄字的人，一辈子记两样。号。花纹。旁的，不记。”
“旁的记不住。”
“记不住好。”陶其昌说，“记得住的，活不长。”
这一句他讲得很平，像讲天气。讲完，他站起来，册子夹在腋下。他比陆行舟矮半头，站起来还是矮半头，袖口磨白的那一截往上缩了缩，底下是手腕，手腕上没有表。
“你往北去。”
陆行舟没答。
“席秘书讲的。”陶其昌说，“北平那一批，归我清。你到北平，我找你对账。”
“晓得了。”
“账，是你的册。”他说，“眼，是我的。”
他走了。走廊上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同来的时候一样，拐过廊角，没了。
范培基从院子那头过来，钥匙还攥着，手心里一层汗。
“陶老啊，”他压着嗓子，“上海清了三个月，一个人，一盏灯。人家讲，他一辈子没在单子上写过完好。”
陆行舟没接。
“还有一样。”范培基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人已经拐过去了，“他来南京头一天，先不看箱子，先看值夜单。十几张，一张一张翻。翻完了才讲要见造册的人。”
“晓得了。”
范培基把钥匙串揣进怀里。走廊底下那张条凳空着，凳面上一小片汗印，是长衫坐过的地方，日头一照，慢慢干了。
门东的天井里，毛线摊了半块石板。
曼丽坐在门槛上，膝头一团灰毛线，两根竹针。线是重庆带来的旧线，拆过一回，弯弯曲曲。她织得不快，织两行，数一遍针。
“今朝几点回来的？”
“天没黑。”
“天没黑就是早。”她眼睛没离针，“老太太讲，南京八月最毒，毒过了就凉。你们库房里凉不凉？”
“不凉。”
“不凉你还一天到晚往里钻。”她数了一遍针，数错了，拆掉两针，重织，“早上那个来请你的，讲什么陶老。哪个陶老？”
“库里的。”
“库里的还要上门请人？”她把针尖往他这边一点，“两颗星了，请你去做啥？”
“对册。”
“对册对册。”她织了一行，“对到北平去。”
“北平也对。”
“北平也对，我也织。”她把织好的那一截扯直了看，一尺长，边上歪了一针，她没拆，“毒过了就凉。老太太讲的。北平比南京凉得早。”
“织哪一样？”
“先织袖子。”她说，“袖子最费线。老太太讲，北平的风从袖口钻，袖口要收紧。”
他看她的手。针在她手里不熟，一针一针都要看着，可一针也没落下。灰线从膝头上一圈一圈往针上走，走得慢。
竹针碰竹针，一声一声。桐油灯搁在门槛边，灯座那道磕痕在火苗底下亮一下，暗一下。两盆葱靠着西墙根，一盆比一盆高。老太太屋里没有动静，巷子里有人挑着担子回来，扁担在石板上磕了一路。
席之桓叫他，是第二天上午。
正房窗子朝南，梧桐叶子密，屋里还是热。席之桓桌上一把蒲扇，没摇，压在一摞纸上。
“陶老看过了。”
“看过了。”
“讲了什么？”
“三十一枚火漆，他按着让我念。念完了，讲北平那一批归他清。”
“念对了？”
“念对了。”
席之桓拿起蒲扇，扇了两下，又搁回去，压回那一摞纸上。他的眼睛落在陆行舟领口上，落了一下，挪开。
“他不贪。”席之桓说，“老板早年身边，不贪的只他一个。不贪的人，眼里揉不得东西。”
陆行舟站着。
“我请他出山，清老板的东西。”席之桓说得慢，一句是一句，“东西清完，他要清人。清到哪一个，他自家定。”
他没往下讲。窗外梧桐上一只蝉叫起来，叫了半截，停了。
“到北平，”席之桓说，“替我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