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散了，我走出前殿时风已经小了。九更的钟鼓声还在城里飘着，像是给这夜钉了个记号。台阶上的落叶早被扫到一边，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扫不干净，比如人心里那点算计。
刚才在殿上，皇帝点了几个老臣问边镇粮运的事，我站在末尾没吭声。不是不想说，是时候还没到。话说多了招风，话太少又显得无能，得掐在那个点上——让人觉得你懂，但又不至于跳出来抢戏。我这几年就卡这个缝里活着。
回府的马车晃得厉害，车轱辘压过青石板的声音像在嚼骨头。我闭眼靠在厢壁上，脑子里过的是今天递签文那个通政司小吏的脸。手抖得跟筛糠似的，抬头看我那一眼，眼里全是怕。这种怕我不讨厌，它比谄媚实在，至少说明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惹不起。
可光是怕没用。朝堂上没人替我说话，赢了一仗也不等于站稳了脚跟。那些尚书侍郎见我点头，是因为我让他们少背了锅；底下小官敬我，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升不上去的命门。但他们不会为我挡刀，也不会在我被围攻时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我睁开眼，撩开车帘看了眼天。月亮藏在云后，只漏出个边儿，照得朱雀大街像铺了层薄霜。
到府下车的时候，我对贴身侍女说：“把最近三个月各部送来的奏报副本都搬来书房，户、工、刑三部的重点看，地方进京述职的也别落下。”
她应了一声，没多问。这点好，话少的人活得久。
书房灯点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案前了。纸堆得老高，一页页翻过去，我不是在看内容，是在看写东西的人。有些人字歪得像蚯蚓爬，可账目一笔不乱；有些人文采飞扬，一到实务就露馅。我要找的不是聪明人，是踏实做事还能扛住压力的主儿。
挑了九个名字，圈出来，分三类：一个算学极好的户部书办，能一眼看出账面浮余的猫腻；一个工部小吏，常年跑漕路，连哪段河湾容易搁浅都记得清；还有一个刑部评事，去年驳掉了一个七品官的贪腐案卷，结果自己被晾了半年，也没低头认错。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位卑言轻，但活干得漂亮。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被人压着，往上爬没门路。这种人最容易拉拢，只要你给他一条缝，他就能钻出一条道。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尚书省值房。正好赶上户部交边镇补给的后续核验单子，我顺口对当值郎中说：“这事复杂，光靠复核司几个人盯不过来，不如设个协理组，抽调几个熟手协办，你也知道，上头盯着呢。”
他连连点头，生怕我又揪出什么大漏子。我递过去一张名单，三人，都是我挑的。
“这几个办事稳妥，之前也经手过类似案子。”
他扫了一眼，没多问就签了字。毕竟只是临时差事，又不提职加薪，谁会在意？
但这就够了。进了协理组，就能接触机密文书，能在关键节点上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然后选择要不要告诉我。
接下来三天，我分别见了这三人。借口都很正经：一个是赏他们上次核账细致，赐了杯茶；一个是夸他们文书格式规范，送了盒新墨；最后一个，说我听说你去年顶住了压力没改案卷，不容易。
每次见面都不超过半炷香，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我没问他们效忠不效忠，也没说什么“跟我干有前途”这种蠢话。我只是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朝廷缺实干的人，别因为自己位置低，就觉得说的话没人听。”
说完我就走，留他们在原地琢磨。
有人可能当耳旁风，但也有人会往心里去。尤其是那种一直被踩在泥里的，突然有个说得上话的人正眼看他，哪怕一句话，也能记很久。
今晚回到书房，我让心腹把那九个人的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每人三张纸：一张记录过往经手的案子，一张写明现处职位与人际关系，最后一张空白，准备打分用。
我亲自填了前三人的评分表。“可用度”打了七分以上，“忠诚潜力”先空着，“专业能力”全给了高分。这些分数每月更新一次，等他们真经得起一次风浪，再决定要不要拉进更深的地方。
最后我把初拟的名单草稿扔进烛火里。纸烧得很快，边缘卷曲发黑，眨眼就成灰。
“风起之前，先藏好根。”我对侍女说，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
她低头应是，没抬头。
我合上评分册，吹熄了灯。窗外夜深如墨，城楼上刚敲过五更。
明天那个户部书办就要开始协理第一份军粮转运账了，他会发现一个数字不对劲——本来该拨八万石，实收只有六万九。按规矩他得层层上报，但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
我希望他能想起我说的那句话。
也希望他明白，有些话听着像客气，其实是考题。
烛芯爆出个火星，屋里彻底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