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散了三天，宫里宫外的风向早就变了。
那天禁军拖人出去的时候，我还以为顶多算个开场。结果这帮人比我想的还经不起摔——一个倒了，仨都瘫，连带着背后那些摇旗呐喊的也全缩了头。现在我走在官署长廊，连工部的老尚书见我都主动点头，眼神里那点试探和轻慢没了，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忌惮。
第三日午后，皇帝在偏殿召了几位六部主官议边镇粮运的事。我没被点名，但人到了，站班列末尾听训。结果户部尚书刚念完报表，皇帝就抬眼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沈卿怎么看？”
全场静了两秒。
有人低头翻册子，有人咳嗽掩饰尴尬，还有个年轻郎中差点把笔掉地上。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个女人，还是从复核司这种“查账部门”爬起来的，谈什么军国大事？
我也没推辞，上前一步，说了三句话：第一，北线三仓去年虚报存粮三成，靠的是层层转包，中间油水都被卡走了；第二，今年若还走老路，就算拨款加倍也到不了兵手里；第三，不如把漕运南段的空舱利用起来，拆成小批量分运，既能避过盘查关卡，又能防集中劫道。
皇帝听完，没吭声，只盯着沙盘看了半晌，然后说：“就这么办。”
当天傍晚，消息就传遍了六部衙门。有人说我这是“女相风范”，也有人说我“手段太硬，不留余地”。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名字已经不在“可碰”名单上了。
值房里，夕阳照在摊开的漕运账册上，纸页边缘泛着金光。我合上笔盒，起身整理朝服。晚些还有廷议，得去前殿候着。这种时候，不能躲，也不能抢，得刚好站在该站的位置——不前不后，不卑不亢。
外面传来脚步声，是通政司的小吏来递签文。他低头递上来时手有点抖，估计是第一次给我送公文。我接过，嗯了一声，他就跟逃命似的跑了。
挺好，怕不是坏事。只要他们还记得我是谁，记得那天朝堂上是怎么收场的，就够了。
而此刻，在朱雀大街东侧的深宅里，某个绣楼紧闭着窗。
白莲花女配坐在铜镜前，手里捏着一支玉簪，指尖发白。她刚从宫宴回来，路上听见百姓围在告示墙前议论纷纷。有人念朝廷嘉奖令，说沈清辞理清三州账目，为国省下百万石粮赋。旁边一个老吏叹气：“要是早十年有这么个人，咱们也不至于年年加赋，逼得农户卖儿卖女。”
她当时就在轿子里，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像针一样扎耳朵。
她猛地将玉簪插回妆匣，发出“咔”一声响。转身走到书案前，抽出一叠纸——那是她过去几个月偷偷记的《沈清辞行事偏好录》，写了什么时间爱喝什么茶、见上司怎么行礼、批文喜欢用哪种朱砂墨……本打算哪天当众揭发她“违制越礼”，结果现在一看，简直像个笑话。
她点燃烛火，一页一页烧了。
灰烬飘进瓷盆，像死掉的蝴蝶。
烧到最后，她取来一张素笺，提笔写下四个字：不争于明。
又补了四个字：断其根本。
写完，她吹灭火苗，从暗格取出一枚玉扣——那是她派人从旧衣铺买来的，据说是沈清辞三年前穿过的官服残片上的东西，准备用来指控她“僭越服饰等级”。但现在，她没动声色，只放进密匣，锁好，藏进床底。
她知道，正面斗不过了。
现在只能等，等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等一次没人防备的疏忽。
她端起冷茶喝了一口，喉头苦得发涩。
窗外，暮色沉沉压下来，城楼上打起了更。
我走出值房，迎面吹来一阵凉风，带着点秋后的干爽。远处钟鼓楼传来报时声，九响。
廷议快开始了。
我整了整袖口，迈步往前走。
身后，一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空荡荡的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