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腾出了办公楼，顶着西北风往后面那排营房走。风从围墙那边灌过来，吹得他耳朵尖生疼，他把帽子往下拽了拽，加快了脚步。
到了茶膏车间门口，何大清已经开始工作了。这老头今儿换了一件看起来挺新的蓝布工作服，往日的油点子那是半点没有，袖口也干净。
此刻的他正在车间里来回走，检查每一台设备的仪表盘和阀门，旁边傻柱正蹲在地上拿抹布擦地面的水渍。
“老何，今儿人多，你等会儿操作的时候节奏放慢一点。”刘华腾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但别主动说太多。尤其是设备的事儿，问起来你就说‘调拨来的’，具体参数你让他们问李厂长或者问我。”
何大清直起腰来，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绷得有些紧。他这几天虽然已经把那四台设备摸得挺熟了，但毕竟平日里也没怎么面对这么大阵仗的参观，心里头有些忐忑也正常。
刘华腾看着他那模样，心想，是不是教他唱下那首《忐忑》，保管他一唱一个不吱声。
紧接着，刘华腾又转头看向傻柱：“你今儿负责站在车间门口好好的盯着，绝对不允许代表团的那些人把设备上的零件乱摸乱动。尤其是那台搅拌罐的盖子，别让人随便掀开看。里面的东西还没完全泡开，看着不好看。”
傻柱拍了拍手上的水渍站起来：“小太爷您放心，我今儿就站门口，谁要伸手我就上去拦。”
“还有，”刘华腾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如果翻译和那边的人往机械车间方向走，你们就赶紧拦着，然后叫我过来跟我说。”
这话让何大清和傻柱同时看了他一眼，但谁都没多问。
九点过了一刻，厂门口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刘华腾站在办公楼门口的台阶上，远远看见三辆深灰色的轿车依次拐进胡同，缓缓停在厂门口。头一辆下来的是陈国栋和几个本方工作人员，第二辆下来的是安德烈和几个上次来过的人，第三辆下来的人，有西方面孔，也有明显的本国人。
为首一人四十来岁，西方面孔，个子不算特别高但肩膀很宽，穿着一件厚实的灰色呢子大衣，领口竖着，衬得那张脸棱角分明。
他头发剪得很短，眉毛浓密，眼睛不大但目光很沉，走路的时候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下车后没有急着跟人寒暄，而是站在车边扫了一圈厂区的环境，目光从新刷的厂牌扫到操场上那几棵光秃秃的杨树，最后落在办公楼门口那排站着的几个人身上。
陈国栋快步走过来，先跟李怀德握了握手，又低声跟刘华腾说了一句：“那个穿灰大衣的叫谢尔盖，说是北边老大哥那边来的顾问。另外两个是随员，一个是翻译，另一个是他的副手。”
刘华腾点了点头，目光越过陈国栋的肩膀，落在谢尔盖身后那几个人身上。翻译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着挺文气的。副手是个金发的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长期做外事工作的人特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客气。
但刘华腾的目光没有停在翻译和副手身上，而是落在了另一个本国长相的人身上。
那人站在谢尔盖侧后方半步的位置，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看起来跟机关里随便哪个科室的普通干部没什么区别。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脸上的表情也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公事公办的平淡。
可刘华腾的感知在穿越之后一天比一天敏锐。他自己的身体素质在持续增强的那两年多里，不只是力量和速度提升了，五感也远比一般人灵敏。
他看见那个人的目光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间隙里，在厂区的几个关键位置各停了一瞬，围墙的高度、办公楼的窗户朝向、操场上人员走动的路线。那种目光不是参观者看热闹的目光，而是习惯于下意识记录和分析环境的目光。
这人绝对是个搞安全工作的。刘华腾心里那个念头几乎是瞬间冒出来的。
不过他也只看了那人一眼就收回了目光，脸上没有任何异样。这年头国外代表团来访，尤其是像老大哥这种关系微妙的“兄弟国家”派来的人，安全部门安排人随行陪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对方只是来走个过场，看看茶膏的生产情况，那倒没什么。
可如果对方发现了设备的问题呢？刘华腾心里那根弦微微绷了一下，面上却一点没显。
李怀德已经迎上去跟谢尔盖握手了，通过翻译互相介绍了一番。谢尔盖的汉语不太行，基本靠翻译，但态度挺随和，笑的时候脸上的线条会松开几分，不像刚下车时看着那么严肃。
“谢尔盖同志说，他对你们的农用机械和茶膏生产都很感兴趣。”翻译把话递过来的时候，谢尔盖已经跟着李怀德的引导往新车间方向走了。
刘华腾落后半步跟在人群后面，目光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那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跟翻译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步子不紧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跟谢尔盖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同步。
新车间里照例运行的是一套早就驾轻就熟的演示流程。
易中海站在播种机旁边，等李怀德介绍完了产品的基本情况，随后他便不紧不慢的踩下踏板，推着机器在提前备好的沙盘里走了一遍。
安德烈上回来过，已经看过了，这次只是站在旁边点了点头。而谢尔盖看得很仔细，弯下腰看了看排种器的结构，又伸手摸了摸机身焊缝的位置，直起身来跟翻译说了一句什么。
翻译转头对刘华腾说：“谢尔盖同志问，这台播种机是谁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