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归感慨，正事要紧。张立言等王姨走远了，立刻摸到了妇联办公室门口。
门特意没有锁，王姨刚才已经把章的位置告诉他了，也就是说默许了他自己动手。
拉开王姨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公章、介绍信空白模板和印泥。
他抽出几张空白介绍信，把公章在印泥上按了两下，然后稳稳当当地盖在纸上。
他没有多拿，就盖了十来张够用就行，机会难得，以后需要什么介绍信，自己填上就行，省得每次都要找王姨签字盖章。
办完这一切，他骑上自行车出了红星种植场的大门，一路向北，穿过四九城的街道和胡同，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这所学校他来过很多次，前几年他在这里进修过一段时间，算是镀了一层学历的薄金。
校园里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初冬的冷风中轻轻摇晃，三三两两的学生夹着书本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车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
张立言把自行车停在了图书馆门口的梧桐树下，锁好车，推门走了进去。
图书馆里安静得只剩下翻书的沙沙声和远处暖气管道里偶尔传来的咕噜声。
他沿着书架之间的过道往里走，目光在阅览室里扫了一圈，很快就在靠窗的老位置上找到了他想找的人。
乔治·罗德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中国经济史，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黑咖啡，修长的手指正夹着一支钢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他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粗花呢西装外套，领口系着一条深蓝色的针织领带，金棕色的头发被图书馆暖气烘得微微翘起来几根。
他的长相是典型的美国东海岸精英长相，五官立体但不粗犷，下颌线条分明但并不冷硬，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在专注阅读时显得格外沉静。
张立言站在书架旁边看了他几秒，确认自己没找错人。
乔治·罗德，大通曼哈顿银行高级副总裁罗德先生的独子，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高材生，美国和平运动青年代表，同时也是一个对中国抱有极其美好滤镜的理想主义者。
张立言当初在人大学习时，偶尔在图书馆里碰到过他几次，两人聊过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
中国的土地改革、美国的民权运动、苏联的修正主义，都是些年轻人喜欢高谈阔论的话题。
他们只是点头之交，并没有多深的关系，但这不重要。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身份，就够了。
张立言走到乔治对面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乔治抬起头，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客气的陌生，然后这份陌生只持续了不到一秒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冲散了。
小世界虚影强行降临，利用这短暂掌控规则能力，那股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超凡之力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乔治的意识深处，在最底层的地方留下了一道不可违逆的暗示。
这不是洗脑，不是催眠，是规则本身，在这个规则之下，张立言就是他乔治·罗德最好的朋友，最值得信赖的人，他的任何正式请求都不会被拒绝。
这种影响如此自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连乔治自己都不会意识到这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哦，立言！我最好的朋友！”乔治放下钢笔，脸上的表情从礼貌疏离瞬间切换成了老朋友重逢的惊喜。
他站起身来隔着桌子拍了拍张立言的肩膀，那股美国式的热情简直要从灰蓝色的眼睛里溢出来。
“你怎么来了？天哪，我们有快半年没见面了吧？你等等，我去给你买杯咖啡”
他刚要往那边走，忽然脚步一顿，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转过身来，语气变得郑重。
“我要回国了，我的朋友，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去看看我的家乡，就像你曾经带我看过你的家乡一样。”
张立言脸上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微微点了点头：“这是我的荣幸，乔治。”
一切顺利得超乎想象。
接下来的几天里，乔治·罗德以惊人的效率安排好了所有回国事宜。
他给父母拍了电报，给美国驻华联络处打了电话，给张立言办了签证。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签证官在看到申请材料上“罗德家族”的字样和乔治本人的签名时，连材料都没仔细翻就盖了章。
在这个年代的美国，像罗德这样的顶级金融家族继承人的邀请，就是通行证，就是万能钥匙，没有任何一个中下级官僚敢在上面找麻烦。
张立言出发那天，红星种植场的发小们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他只跟周红旗说了句“出趟远差，厂里的事你帮我看几天”，然后拎着一个简单的帆布行李袋就出了门。
行李袋里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牙刷、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一个用青白玉盒密封好的特殊包裹。那里面装着的东西，才是他这趟远行的真正筹码。
他们从四九城坐火车南下，两天两夜之后抵达广州，再从广州通关进入香港。
六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是一个霓虹灯闪烁的繁华都市，维多利亚港两岸高楼林立，双层巴士在狭窄的街道上穿梭，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张立言在后世见过无数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上海浦东的天际线、深圳的前海自贸区、跟那些比起来，六十年代的香港不过是提前几十年出现了一座普通现代化城市而已，他没有多看。
他们在启德机场登上了一架螺旋桨客机，飞越印度洋和地中海，在欧洲中转之后，换乘泛美航空的波音707，横跨大西洋，直飞纽约。
飞机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傍晚。
张立言透过舷窗看到了纽约的天际线，不是后世那些被无数电影镜头扫过的摩天大楼群，而是一个比后世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朝气蓬勃的纽约。
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战后黄金时代的巅峰，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密密麻麻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条流动的灯河，远处帝国大厦的尖顶在落日余晖中闪着金光。
如果说后世的上海陆家嘴是一幅精心构图的现代水墨画，那么六十年代的曼哈顿就是这幅水墨画的原版底稿。
线条更粗犷，色彩更张扬，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世界中心就在此处”的自信和张扬。
乔治·罗德显然很享受向他的中国朋友展示自己家乡的繁华。
他从机场特意租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轿车，载着张立言沿着曼哈顿的街道兜风。
时代广场的霓虹灯把夜晚照成了白昼，百老汇的剧院门口排着长队，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有情侣在接吻，第五大道的精品店里灯火通明，穿着貂皮大衣的贵妇人们手挽着手进出旋转门。
乔治一边开车一边介绍，说到自家的家族银行时语气轻描淡写，仿佛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族小生意。
张立言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那些高耸入云的大楼、川流不息的汽车、衣着光鲜的行人，脸上的表情始终很平静。
他心里在想的不是纽约有多繁华，而是他的国家。
他想到四九城的胡同，南锣鼓巷那些灰扑扑的瓦房，冬天要烧煤炉取暖，厕所是公共旱厕，洗澡要去大澡堂，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件。
他想到乡下的生产队，土坯房，煤油灯，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遇上荒年还要吃树皮啃观音土。
他想到红星轧钢厂那些被调去锯木头的工人们，他们的车间没有暖气，冬天干活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然后他再看向车窗外的纽约。六十年代的纽约，和几十年后的上海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遍地的高楼，发达的公共交通，普通人家里已经有电视和冰箱，超市里摆满了各种肉类和奶制品，小孩子可以喝到鲜牛奶吃到白面包，而这些，他的同胞一样应该有。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世，前世的自己是一个山村里普通人家的穷小孩。
是这个国家把路铺到了自己的村口，把学堂盖到了自己村里，让自己读上了书，走出了大山。
既然自己穿越到了这个世界，还拥有了超凡之力，当年国家在自己弱小的时候把自己拉了出来，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理应把这个国家提前推上新的高度。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家里一人一辆，这句话在后世是一句略带怀旧意味的口号，然而在自己穿越来之前，国家已经带领人民快要实现这个目标了。
但在六十年代的四九城，这还只是一个被写在宣传画上的遥远梦想。
张立言坐在纽约的夜色中，看着车窗外的万家灯火，要想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让曼哈顿上东区那群富太太们，心甘情愿地替自己的国家还清那笔要命的苏联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