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月。
钱四海带他去见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梅探长。
见面地点不在巡捕房，在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二楼。
梅探长全名叫梅耶·杜邦，四十来岁，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法语说的比中文流利，但中文里的脏话比法语还熟。
钱四海做的介绍很简单：“这位林先生，南洋回来的，做土产生意，以后在法租界长住。”
梅探长看了徐望川一眼，目光落在他手腕上新修好的表上，又落在桌上黑布包着的长条东西上。
徐望川把黑布打开，里面是两根小黄鱼。
梅探长的眼镜片反了一下光。
他伸手摸了摸金条的表面，指甲刮了一道，确认成色之后，用法语说了一句话。
钱四海翻译过来：“他说欢迎林先生来法租界做生意，巡捕房会照顾好朋友的。”
徐望川笑了笑，用英语直接回答了梅探长。
梅探长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
两根金条换了一张名片，名片背面用法语手写着一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
这就是法租界的安全通行证，有事打电话，巡捕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一个月。
沈玉兰搬进了霞飞路附近法国梧桐遮天蔽日的弄堂里。
她租了一栋两层的石库门，楼下做兴隆贸易公司的会客厅，楼上做私人起居室。
客厅里挂了两幅南洋风景的油画，茶几上摆着一套英国骨瓷茶具，书架上有法文版的茶花女和几本日文杂志。
林若卿的人设是南洋归侨富孀，丈夫做橡胶生意死在了槟城，留下一笔遗产和一个独立女人。
沈玉兰把这个角色吃的很透。
她穿素色旗袍，不戴太多首饰，只有左手无名指上一枚白金婚戒。
那是在法租界珠宝店花了三根金条买的，不为好看，为的是让所有人第一眼就看到她是个寡妇。
法租界的太太圈子最吃这套。
一个有钱的寡妇比一个有钱的已婚女人受欢迎的多，因为她没有威胁，却有价值。
沈玉兰用了二十天打入了日本侨民太太的茶话会。
她的切入点是茶道，在南京的时候花了两个月跟一个日本归化华人学了里千家的基本功，手法不算精湛但足够真诚。
日本太太们喜欢真诚的外国人。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沈玉兰带回了第一份情报：日本驻沪武官处的松田少佐每周三下午两点去虹口公园旁边的武道馆练剑，随行只有一个司机。
这条情报本身不值钱，但它证明了一件事，这条路是通的。
第二个月。
宫九从南京回来，身后跟了四个人。
火车站出来的时候五个人分成三组走，间隔十分钟，分别坐不同的黄包车去不同的地方。
宫九到安全屋的时候，另外四个人已经被分散安排进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三个落脚点。
徐望川在安全屋见了他们。
第一个叫刘向东，行动一队的老人，三十二岁，左腿有一道旧伤疤，是在杭州特训时翻墙摔的。
枪法中等但跟踪术一流，能在南京路上跟一个人走三个小时不被发现。
第二个叫马全义，也是行动一队的，比刘向东小两岁，个子不高但手劲极大，审讯的时候负责动手那个环节。
第三个叫曹德贵，雷振山推荐的川军老兵，当过排长，腿脚利索，认路过目不忘，给他一张地图看三遍，半年之后你把地图烧了他还能把每条巷子画出来。
雷振山在推荐信里写了一句话：“这人话很少但跑的特别快，当交通员正合适。”
第四个叫方维新，沈怀远从总部电讯处要来的无线电技术员，二十五岁，近视四百度，离了眼镜连路都走不稳，但拆装电台的速度比顾珂若还快。
沈怀远在电报里特别注明了一句：“此人不能上前线，碰到枪声会哆嗦，但坐在电台前面比谁都稳。”
四个人到齐之后，徐望川花了一个星期给每个人安排掩护身份。
刘向东去了公共租界一家广东人开的茶楼当跑堂，那家茶楼的老板欠钱四海的赌债，一句话的事。
马全义在法租界霞飞路尾巴上开了一间裁缝铺，铺子是沈玉兰用兴隆公司的名义租的，缝纫机买了两台，布匹进了三卷。
马全义不会裁缝，但他会量尺寸，量尺寸的时候跟客人聊天是全世界最自然的情报收集方式。
曹德贵做了黄包车夫，在法租界巡捕房登了记，拿了牌照。
他的黄包车是法租界编号三百二十七号，从此以后法租界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弄堂他都有合理理由跑遍。
方维新住在安全屋阁楼里，哪都不去。
他的工作就是守着那台短波电台，每天定时与南京联络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十秒。
骨架搭起来了。
第三个月。
沈玉兰在日本太太茶话会上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话的是松田少佐的太太，胖胖的京都女人，藏不住话。
她在抱怨丈夫最近总加班，说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又在扩建，虹口那边的日本小学把操场的一角挖了大坑，说是要建防空壕，把孩子们吓的直哭。
“好好的太平日子，挖什么壕嘛。”
松田太太一边嗑瓜子一边摇头。
沈玉兰端着茶杯微笑，心里在记每一个字。
当天晚上她把情报带回来，徐望川坐在条桌前听完，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了两道线。
海军陆战队增兵。
小学挖防空壕。
一个是军事扩张，一个是平民防御。
这两件事同时出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准备打仗，不是小打小闹。
他把情报整理成密电格式，让方维新发回南京。
戴笠的回电在第二天下午才到。
两个字。
“继续。”
徐望川把电报稿叠了四折塞进口袋。
两个字，比骂人还省事。
但这两个字说明戴笠看懂了情报的分量，只是现在还不到做反应的时候。
三个月到期。
上海站正式编制十二人，徐望川，宫九，沈玉兰，刘向东，马全义，曹德贵，方维新，加上沈玉兰此前在上海招募的五个本地线人。
三条情报线分别扎进法租界，公共租界和虹口日占区。
麻雀虽小，五脏已经齐了。
1935年12月31日。
法租界安全屋阁楼。
窗外下着小雨，远处的霓虹灯在雨雾里化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
虹口方向的天际线上，日本兵营的灯光比周围的民居亮了三倍，整整齐齐的。
徐望川站在窗前，手插在裤兜里。
宫九坐在角落的矮凳上，膝盖上摊着绒布，两把柯尔特手枪拆成零件摆在绒布上，他正拿通条捅枪管。
“明年会很忙。”
徐望川说。
宫九没吭声，手上的动作没停。
“后年会更忙。”
通条从枪管里抽出来，带出一小团发黑的油棉。
宫九拿起干净的棉条塞进去。
“大后年。”
徐望川没说完。
宫九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大后年怎么了？”
徐望川抬起右手，食指指向窗外虹口方向那片刺眼的灯光。
“大后年，那个方向会开炮。”
宫九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看了两秒，然后低下头，继续擦枪。
雨打在窗玻璃上，顺着裂缝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滩水。
楼下传来沈玉兰关门的声音，轻轻的。
1935年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