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田基地，向西走大约十五分钟，有一条街。
地图上没有标名字，当地人管它叫“基地通”。
说是商业街，其实更像是战后残留下来的一截生活片段。街道不宽，两车道，两侧的店铺门脸都窄，招牌的漆面被晒得褪了色，有些卷了边，有些已经换过三四轮。
平时没什么人会专门逛这里，但最近半年，情况变了。
变化是从那几个穿便装的大兵开始的。
他们不是穿着军装来的，穿的t恤、运动裤、棒球帽，都是最普通的样式，但那个剪头发的方式、那个站姿、那个看人时候习惯性先扫一圈周围的目光，一看就知道是基地里的人。
他们在基地通靠南的那一段占了一小片空地，每天下午三点到六点，雷打不动。
最开始只有一辆车，后来变成了三辆。再后来，路边还多了一台改装过的快餐车。
以后则越来越多……
快餐车是淡绿色的，侧面用白色油漆写了几个字，不是日文，是英文。
车顶支了一顶深绿色的遮阳篷，车头朝外，车尾朝着街边。
引擎盖掀开了一半，像是一个还在调试中的临时工位，旁边还靠着一块旧木板，上面挂着菜单。
菜单是手写的，用马克笔写在一块裁开的纸箱板上，字迹不算工整，但字够大，站在五米外也能看清。
汉堡：350日元
芝士汉堡：400日元
双层汉堡：550日元
炸鸡腿：300日元
薯条（大份）：300日元
热狗：280日元
可乐：150日元
套餐A（汉堡+薯条+可乐）：750日元
套餐b（双层汉堡+大份薯条+可乐）：950日元
这个价格在1991年的东京，便宜得有些离谱。
新宿车站附近的快餐店里，一份汉堡套餐要卖到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日元，而这里最贵的套餐不到一千。
而且分量是肉眼可见的大。汉堡的面包比手掌还宽，肉饼厚得像块小砖头，薯条装在一个纸盒里，满满当当地冒出一个尖。
快餐车前面排着的人，从一开始的零星几个，变成了一小片。
第一个是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像是附近维修店的技术工。
他站在车前看了一会儿菜单，反复确认自己没看错数字，然后递过去一千日元：“套餐b。”
负责点单的大兵接过钱，动作熟练地打开餐车侧面的保温箱，夹出一个双层汉堡、一盒大薯、一杯可乐，用托盘装好递过去。
中年男人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汉堡的分量。
他平时在便利店买的便当，这个价钱连一半大小都够不上。
他没有多说什么，端着托盘走到旁边的台阶上坐下，咬了一口汉堡，然后他吃东西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一些。
排在后面的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主妇，她的目光在菜单上停留了好几遍，最后只点了两个热狗和一份薯条。
点单的大兵多问了一句：“drink？”
她摇了摇头，把零钱数好递过去，接过纸袋，打开看了一眼，然后推着车走了。
快收摊的时候，快餐车前排的队伍反而更长了。
一个穿着西装但领带松松垮垮的男人站在队伍里，低头看着手机，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菜单上的价格。
排了大约六分钟后，终于轮到他了。
他看了一眼菜单，指了一下双层汉堡：“这个，一个。”
然后又看了一眼旁边炉灶上正在加热的炸鸡腿：“再加两个鸡腿。”
他递过一张一千日元的纸币，找回五十日元，接过纸袋，没有当场打开，拎着就走出了街口。
他的步子比平时快一些，像是不太想被认识的人看见自己在这里买东西。
……
快餐车再往南走几步，是一个摊在地上的货架。
货架是用那种可折叠的金属框架拼的，长约三米，宽约一米五，上面铺了一层深绿色的帆布，架子上挂着一排排衣服，不分男女款，都叠好放在白色的塑料箱里。
旁边还放着几排鞋。不是军靴，是普通款式的运动鞋、布鞋、凉鞋，码数齐全，按颜色分列放好。
没有明显的商标，但那面料摸着就知道是正经货，不是地摊上那种洗一次就变形的软塌塌的东西。
站在货架后面的也是个大兵，短袖t恤，鸭舌帽戴得有点低，正在把新的一箱衣服拆开。
他旁边立着一块牌子，用日语写的，字迹端正，像是找人代写的：
“单件1500日元，三件3500日元，五件5500日元。”
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在东京的百货商店里，一件普通的纯棉t恤至少要四千到五千日元，稍好一些的牌子要七千以上。
而这里，五件只要五千五，平均一件一千一。如果换成日式超市里那种包装好的基础款，也要两千左右。
而这些衣服的质感，明显比那些更好。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货架前，穿一件旧衬衫，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
他翻看了几件衣服，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领口的车线，又放下，换了一件，再看了一遍，然后问那个戴鸭舌帽的大兵：
“五件五千五，可以挑颜色吗？”
大兵点了点头，指了指那几排叠好的衣服：
“可以挑，颜色尺码都在箱子里。”
男人开始在箱子里翻找。他翻得很仔细，每一件都拿起来叠好放回去，不弄乱。
他挑了大约五分钟，找出五件尺码一样的。
两件深蓝，一件浅灰，一件米白，一件深绿。他把五件叠好，放在货架角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牛皮纸信封，数了五千五百日元，递过去。
大兵接过钱，没有数，直接塞进挂在旁边的小腰包，然后指了指那五件衣服，示意他可以拿走了。
过了不久，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女孩停在货架前。
女孩穿着浅粉色的连衣裙，她看到了一双小码的粉色布鞋，被放在货架底层的一角，像是被随手塞进去的。
她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鞋面，抬头看向母亲。
母亲看了一眼那个价格标签，八百日元。
她又看了看鞋的质量，鞋底厚实，鞋面是透气的帆布，边缘的车线整齐。
她蹲下来，拿起那双鞋，检查了一遍内衬，然后问那个大兵：
“这双是新的？”
大兵点了点头：
“新的，但码数不全了，这双就剩一个号。”
母亲没有问能不能便宜，她已经看过了鞋的质量，八百日元。
这个价格，在日本任何一家商店里，连一双最普通的儿童拖鞋都买不到，而这双鞋是正经布鞋，配着防滑底和完整的鞋帮。
她回头看了女儿一眼，女儿还蹲在地上，没有站起来，像是在等着那双鞋能不能被自己穿走。
她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一千日元纸币递过去，接过找零的硬币，然后把那双粉色布鞋递给了女孩。
女孩开心地笑了，她抱着那双鞋没有放下，也没有让母亲帮她装起来。
母亲又看了一眼货架，伸手在旁边的箱子里翻了一件女孩尺寸的浅黄色短袖，叠好放进自己的手提袋里：
“这个也算一件，回家试试，不合适再换。”
然后把钱递了过去。
临走前母亲走到快餐车前，要了两份套餐A——两份汉堡、两份薯条、两杯可乐。
她站着等餐的时候又加了一份鸡腿，然后把零零碎碎几个纸袋并在一起，递了一份套餐给自己丈夫，另一份给女儿。
这个母亲在排队的时候算过一笔账。两件衣服加一双鞋，总共五千多日元；三份套餐加鸡腿，加起来不到两千日元。
全套下来的总花费，还不到上个月在百货商店给父亲买一双皮鞋的零头。
服装摊斜对面，是一辆白色厢式货车，车尾板放下来当成了货架。
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杂、似乎也不太整齐。
平底锅叠平底锅，碗摞碗，茶杯和玻璃杯分装在几个纸箱里，旁边还有一个小区域，放着几台玩具小汽车、一盒彩色积木、几套拼图。
车尾最左边，搁着一台黑色的盒式录音机，旁边有一沓没人动过的磁带，用透明胶带封着，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歌。
站在车尾的大兵年纪稍大一些，大约三十出头，穿着深灰短袖和一条洗到发白的工装裤。
他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只是坐在折叠椅上，拿着一块干净的布在擦拭一个不锈钢烧水壶，不主动招呼人，也不催促。
第一个走进货架范围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灰白，穿着一件旧夹克，背微微驼着。
他站在货架前端看了大约两分钟，拿起一个不锈钢平底锅，翻转过来看了看锅底的厚度和纹理，又放回去，拿起另一个，再放回去，然后他伸手拿起一台小型电饭煲，按了一下盖子，测试弹簧的弹性。
那个电饭煲外壳是白色的，表面没有划痕，侧面的标签上写着“110V”几个字，用黑色记号笔标注过，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配变压器，加500日元。”
他没有问那行小字是什么意思，只是把电饭煲放回原处，转身走了。
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回来了，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走到车尾，指着刚才那个电饭煲：
“这个，加变压器，一共多少？”
大兵放下手里的布，看了一眼电饭煲：
“4000日元，变压器500，一共4500。”
男人没有还价，从信封里抽出四张一千日元和一张五百日元，递过去，大兵接过钱，从车尾下面摸出一个带英文说明的变压器，和电饭煲一起装进一个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递过去。
还有一对中年夫妻，穿着规整，像是刚下班顺路过来的。
女人在货架前走了一圈，拿起一个白色瓷碗翻过来看了底款，又放回原处，拿起另一个搪瓷水壶握在手里掂了掂重量。
她丈夫站在她身后，没有动货架上的东西，只是看着那些摆在纸箱里的锅碗瓢盆，像是还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片刻后他转向车尾，用一种介于确认和核对之间的语气问了一句：“大量购买，价格可以商量吗？”
大兵的眼睛亮了，让别人帮自己看着摊子，自己则带着男人到旁边细聊起来……
凌晨一点四十分，钟跃明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
老钟坐在办公桌后面，烟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
面前的排期表已经翻到了第三页，边缘被他反复折过又展开，留下几道深浅不一的折痕。桌角的保温杯里还有半杯茶，已经凉了，但他没去换热的。
右手边放着一部座机电话，听筒刚从耳朵边放下来，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三十八分。
那是他今晚接的第六通电话。
前三通是确认原料到港时间的，第四通是询问新厂设备发货进度的，第五通是客户在追加订单时要求先确认排期是否还能往前压缩的。第六通是刚从车间打上来的，报告说其中一条生产线因机件磨损需要更换部件，库存备件数量不足，工期可能需要延后。
他挂掉那通电话之后，没有立刻打下一通。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听了几秒窗外远处传来的夜班工人走动的声音，然后拿起桌上的座机听筒，按了一个外线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林小福的声音传出来。
老钟，你那边还是半夜吧？又出什么大事了？
出大事倒没有，但我实在分不开身了。
钟跃明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疲惫：
现在光管这一个地方，已经恨不得有八只手了。服装鞋帽那边轮着转，日用品那边也是满负荷。
新厂那边还有一半没建完，设备有一批已经到港，但需要人去验收对接，两边实在顾不过来。
林小福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意思是要再加人？
对。但这边要靠关系，不是谁都能进来的。设备、原料、排期、出货，光我一个人盯着已经盯不过来了。
找人呐，你自己找，或者直接联系宋子豪，让他那边给你调人。
钟跃明停了一下，像是正在斟酌措辞。
他靠在椅背上，换了一只手拿听筒：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人选，是我以前的老战友，现在在刑警队里干。在那边干了快十年了。
林小福的语气明显带着问号。
刑警队？你让他来盯订单？
他叫张海洋，退役之后进的刑警队，一直没调动过。
能干，就是环境一般，而且工资不高，每天赚不了几个子，他有经验，也有执行能力，能盯得住人。
让他过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比他现在干的那些更合适。
林小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让钟跃明完全没想到的话：
老钟啊，你做个人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钟跃明握着听筒的动作没有变，但他脑子有点赶宕机。
林哥，你这什么意思？
我说你做个人吧。人家在刑警队干得好好的，铁饭碗，你凭什么觉得他一定会跟你混？
林小福说的没错，91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下岗自谋职业。
他没说不愿意啊！
那你先问，问完了再来跟我说。
钟跃明没有马上接话，但他明白了那番话的意思。
林小福没有觉得人不合适，但他断定老钟绝对要整幺蛾子。
行，我先联系他。但我说实话，他现在那个地方，确实没什么前途。让他过来干点有挑战性的事，可能他真愿意。
打住！你先联系再说，如果有结果了再来安排。
电话挂断后，钟跃明坐在椅背上没有马上动。
他把听筒搁回座机上，看了一眼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厂区轮廓，然后再次抓起来，打给了他父亲的老战友。
“叔啊，我是岳明呐……”
张海洋到的那天，是八月中旬。
钟跃明站在厂区门口等，穿了一件新换的浅蓝色衬衫，头发也特意理过，算是给老战友一个面子。
他已经算好了时间，张海洋的火车是上午十点二十到站，打车过来大约四十分钟，最迟十一点就能到。
他确实在十一点到了。
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旧短袖，手提着一个军绿色行李袋，站定之后先看了一眼厂区的大门，然后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钟跃明。
他走过来，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他在钟跃明面前大约一臂距离的地方停住。没有说话，没有什么过度，甚至没有眼神变化，直接抬起右手，一拳打在钟跃明鼻梁上。
“我去！”
钟跃明往后踉跄了两步，眼前发黑，鼻子里涌出一股温热的东西。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背，上面有血。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张海洋，还没来得及说任何话，张海洋已经上了第二下，一肘砸在他锁骨上，把他整个人往后推了将近一米，后背撞在门柱上，发出一声闷响。
张海洋——
你他妈——
钟跃明想解释，但张海洋根本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一脚踢在他膝盖侧面，钟跃明腿一软，半跪了下去。
这时候一个身影快步走来，是周晓白。
然后周晓白也上手了。她没有打脸，她一脚踢在钟跃明小腿迎面骨上，钟跃明差点从半跪的姿势直接趴下去。
周晓白！你——
你什么你！
周晓白一边说一边又补了一脚，这一脚踢的是屁股侧面，位置刁钻，力道不轻。
你调他之前问过他了？你打了电话了？你跟我说了？
他——
他什么他！
张海洋在旁边把行李袋放在地上，然后蹲下来，看着半跪在地上的钟跃明。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语气平静，明显是压抑着怒气。
老钟，我在刑警队干了快十年。虽然工资不高，但安安稳稳，有面子，有编制，旱涝保收。
你一句话就把我调到你这儿来了，你问我了吗？你说我该不该揍你？
钟跃明一只手撑着地面，一只手捂着鼻子，声音含混不清：
我这……那边……比刑警队……
张海洋站了起来，然后转身从行李袋外侧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钟跃明：
擦擦。
钟跃明接过，他看着张海洋和周晓白，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衬衫上沾着的血，然后他把手帕按在鼻子上。
你们打完了吗？
周晓白站在旁边，双手叉腰。
打完了，但你还欠一个说法。
钟跃明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朝厂区里面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张海洋一眼。
行李拿上。
张海洋捡起行李袋，跟在他后面走进了厂区。
当天晚上，钟跃明在厂区旁边的一家小饭馆摆了一桌。
菜上了满满一桌子，鸡鸭鱼肉俱全，还有两瓶白酒，一瓶茅台是钟跃明自己带的，另一瓶是周晓白从外面顺手提过来的。
钟跃明鼻梁上贴了一块创可贴，左眼眶有一圈淡青色的淤青，锁骨位置也隐隐作痛。
他端起那杯白酒，站起来，对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张海洋和周晓白举了一下。
第一杯，是我道歉。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想措辞，然后直接说了实话：
我没跟你商量就把你调过来了，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但那边的确有更好的机会。
我不是只为了自己啊，主要也是为了把老战友你带上。
张海洋靠在椅背上，看了钟跃明大约三秒。
你知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刑警队那边交接了多少案子？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张海洋的语气没有生气，但也没有放软。
我手上有七个未结的案子，下个月还要开庭一个。周晓白那边还在交接，下周才能正式交接完。你这一刀切得太快了。
钟跃明把酒杯放回桌上，坐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
我这不是怕跟你商量了，你就不来了。
那你现在呢？
现在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如果还不解气，我再喝一杯。
他端起杯子一仰头灌了下去，然后倒了一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底亮给张海洋看。
周晓白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她等钟跃明放下杯子之后才开口：
老钟，你欠我们家老张一个交代。这顿饭吃了，这事不代表翻篇。
钟跃明看着她，又看了一眼张海洋。他点了点头，然后重新端起酒杯，但是电话响了。
钟跃明接起电话，片刻后，面色古怪地递给张海洋。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低沉，带着一种老式电话特有的微微电流杂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接过来的。
“海洋啊。”
张海洋的背脊在那一瞬间挺直了。
“老首长。”
电话那头没有寒暄，没有问候近况，沉默持续了大约三四秒，像是在确认线路是否安全，然后才重新开口：
“你到地方了？”
“到了。”
“钟跃明那小子，下手够快。”
张海洋没有接话，他知道老首长这句话不是需要他回答的。他握着手机，等着下一句。
“海洋，你听我说。你从刑警队调走的事，是我点头的。”
张海洋的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他本来以为是钟跃明自己找的关系，或者是他父亲那边的老关系在推动。他没想过会直接连到老首长这里。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老首长，您在那边，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父亲。”
这个他，当然不是钟跃明。通话停顿了一拍，像是为了让那句话的重量落地。
“他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军工，干了四十年。
钟跃明这小子有时候做事不太过脑子，但他不坏。调你过去，是有人需要可靠的人。”
“需要我做什么？”
“做好你现在正在看的那些事。工厂、流水线、仓储、进出货、人员调配之类。
这些事看着不大，但每一件都跟你以前在队里查的那些案子一样重要。
你以前查的是已经发生的事，现在你做的是在管正在发生的事。
有人盯着这头的进度，也知道你来了。你不需要多想，也不需要问太多。你只需要把手里的事盯好，别出乱子。”
“老首长，我有个问题。”
“你说。”
“这件事……到底是谁在安排？”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老首长的声音再次传来，比刚才更缓了一些，像是一个正在斟酌措辞的人在做最后的确认：
“你以后会知道的，但还不是现在。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有些事不能写在纸上，也不能放在档案里，只能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办。
你既然来了，就说明有人信得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