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会和冯副省长在同一天分别踏上了前往邻省的路。
两辆车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相向而行——季会从汉东出发。
冯副省长从汉东出发，目的地不同，方向一致，都在同一条通往邻省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坦的平原逐渐变为低缓的丘陵，路牌上的地名开始出现变化，沿途的服务区和加油站依次向后滑过。
到达邻省界内的第一个服务区时，两人几乎同时停下休息，中间隔着几排停车位的距离。
他们看到了彼此的车，但没有走过去打招呼，只是在各自的车边喝了一口水。
然后各自上车，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行驶，就像两艘同时离开港口、目的一致、航线相近的船。
在各自的速度上保持着同步，等待新的航程和汇合点的出现。
邻省的省委大院坐落在省会城市北郊一片缓坡上。
季会到达时，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夕阳把红色砖墙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清晰。
他在门口出示了调令和证件，值班人员验看后便放行通过，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引路，带着他穿过落满薄雪的庭院，向分配给新到任常委的办公楼走去。
他推开分配给他的办公室的门时，屋内的陈设已经按照标准布置好了——
一张深色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一盏台灯，窗帘是浅灰色的，在晚风中轻轻摆动。
他走到窗前，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在被暮色笼罩的城市轮廓上，像一个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确认锚地已到的水手，放下行李。
看了一眼窗外的城市轮廓，打开了桌面上那盏灯的开关。
灯光亮起，在桌面铺开一圈暖黄色的光域，像是正在缓慢融化的冰层边缘的第一道裂缝，即将引向一条正在前方等待铺展的河道。
汉江省的冬天，比汉东来得更早一些。
十二月的风裹着潮湿的冷意从江面上掠过，在省政府大楼的窗玻璃上留下一层细密的水雾。
赵达邦站在办公室窗前，手中握着一杯已经续过两次水的茶，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薄雾笼罩的城市轮廓上。
他已经做了汉江省委书记三年，任期平稳，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的节奏推进，没有大的波折，也没有突出的亮色。
他习惯了这种节奏，也习惯了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按部就班地做好总结和来年的规划。
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省委组织部长的声音，语气带着一种在正式通知前常见的、被压缩过的简短：
达邦书记，中央那边刚来通知，您近期的工作将有一项新的安排，具体的方向和下一步的衔接方式，届时会由专人与您进行对接。
通知来自中央组织部，权威性没有问题。
赵达邦握着话筒，目光落在那张他已经使用了三年的办公桌上，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确认刚才听到的那段话的时间节点和后续流程，然后开口：
我知道了。等候正式通知。
他没有追问细节，没有询问具体的时间节点，也没有表达任何额外的情绪。
对方也没有多做解释。
电话挂断后，他放下话筒，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目光依然落在那张桌面上——
木纹清晰而均匀，边缘有一处被热水杯烫出的浅色印记，是几年前一次匆忙中留下的。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通了秘书的号码：
下午的会议帮我推掉，把下周的日程安排先发给我看看，我今天下午要留出时间处理一些事项。
当天傍晚，正式的调令通过加密渠道送达了他的办公室。
他看完那份调令，在桌面上坐了很久。
调令上的措辞简洁而规范，经过一系列标准的任命用语后。
在页面末尾的第三段，他终于看到了那个已经在自己心中反复出现过的名字——
裴一泓。
发改委，主任，第九层官梯大圆满。
他要去的地方，是裴一泓已经坐镇了将近三年的发改委系统。
裴一泓。
徐政钦的岳父。
一个在都城的政策制定中枢中拥有稳定位置的人。
一个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但在政策文件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稳定参与和持续影响的人。
赵达邦放下调令，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那片被灯光照亮的区域上。
在心里把那封调令的全文又过了一遍，确认自己已经完整理解了所有信息。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徐政钦的号码，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政钦啊，调令我收到了。发改委，裴主任的副手。
徐政钦的回复在几分钟后到达：
赵叔，知道了。裴主任那边，我会提前打好招呼。
你到了都城之后，先花时间熟悉环境、适应节奏，各项工作按照正常程序推进，不需要因为背景因素而放慢或加快脚步。
赵达邦看完那条回复，放下手机，没有再做任何回应。
他望着窗外的夜色，窗外汉江的江面被两岸的灯光映成一条深色的绸带。
在夜色中缓缓流动，像这座城市本身，不急不躁，却始终在向前走。
他也知道，自己正在从一条平稳流淌的支流，汇入一片更宽广的水域。
接下来的几天，赵达邦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汉江省的工作交接。
他向省委提交了书面报告，确认各项工作已按计划推进至预期节点。
最后一天，他没有举行告别仪式，没有安排正式会议。
只是在傍晚时分沿着办公室所在的走廊走了一遍。
经过那些他已经走过三年的门和转角，然后回到办公室，关掉了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