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岩走到地图前，用指示棒点着外贝加尔、海参崴和黑龙江流域的几个地方。
“现在我们控制的地区，原住民主要是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那乃人、乌德盖人、俄罗斯旧民和一部分汉人。
其中俄罗斯旧民大约占三成，在城镇里最多。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主要在农村和森林里。”
“苏联人想在这些民族里做文章。”罗大岩说，“他们的策略，和他们在国内对非俄罗斯民族用的差不多：许诺民族自决，煽动仇恨，给枪给钱，搞游击战。”
“问题在于，这些民族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共产主义。”罗大岩继续说，“我和前线部队交流过。
布里亚特人信喇嘛教，鄂温克人拜萨满。他们最关心的是草场、猎场、鱼场和盐巴。谁能保证他们的生计，他们就站在谁一边。”
“沙俄时代，这些人过得怎么样？”刘志俊问。
“很苦。”罗大岩说，“沙俄把他们当二等甚至三等公民。布里亚特人只能用蒙古文，不能学母语以外的课程。
鄂温克人打猎要交重税，猎物还得卖给俄国商人。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经常进村抓壮丁，弄得十室九空。”
“既然是这样，我们去了，情况有没有变化？”刘志俊问。
“有。而且变化很大。”罗大岩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报告，“第三集团军第七师在滨海边疆区做了一个试点。
他们给当地的乌德盖人发放了第一批土地证，把猎场划给他们，同时免了三年捕猎税。
结果，两个部落的猎户主动领着我们的巡逻队去追苏联渗透分子。”
“具体怎么做？”刘志俊问。
“就是按总长您定的政策办。不抢、不逼、不欺压，用好处换人心。”
罗大岩说，“我准备把这一套推广到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每个旅级驻军点，配一个民政工作组。
由地方干部、军统特派员和本族翻译组成。就地解决纠纷、分配资源、登记人口。”
“钱够吗？”刘志俊问。
“够。”罗大岩说，“从科威特运来的石油收入，已经划拨了一部分给远东军管区。前三个月的民政经费已经到位。”
“好。”刘志俊点头，“记住，我们不是在施舍。我们是在让这些人明白，跟着南洋共和国过日子，比跟着沙俄、跟着苏维埃都好。这才是长久之计。”
……
二月二十五日，外贝加尔，乌兰乌德以北的布里亚特牧区。
乌兰乌德的郊区，春天的气息还很遥远。色楞格河的冰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白光，风从西北方吹来，卷着细密的雪粒。
河岸边的几座木屋前，几个布里亚特男人正围着一辆牛车说话。
车里装着几袋面粉和两桶煤油。这是南洋军民政工作组送来的。
“你们来这里，不是要赶我们走吗？”一个年长的布里亚特牧人问。他穿着一件羊皮袍子，脸上的皱纹像风化的树皮。
“谁说的？”工作组里的一个年轻汉人干部笑了起来。他叫周云山，原是南洋师范学校的教师，一年前被招募进民政工作队，学了一口流利的布里亚特语。
“以前那些俄国人，来了就抓人、抢马、收税。我们怕。”老人说。
“我们不是俄国人。”周云山说，“我们只做三件事：划草场、发粮食、教识字。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先去乌兰乌德城里看，我们的人每天在市政厅门口摆桌子，谁有冤屈都可以去告。”
老人看着牛车上的面粉，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的兵，不会抢我们的羊吗？”他问。
“不会。如果哪个兵抢了你们的东西，你们去驻军点报告，我们关他的禁闭，还要赔你们双倍。这是上头的命令。”
周云山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盖了红印的告示，“这是驻军司令部发的布告，上面写得很清楚。”
老人不识字，但他看到那颗红印，点了点头。
“你们还要不要收我们的枪？”站在后面的一个年轻人问。
“打猎的枪，只要登记了，就留着。”周云山说，“但你们不能把枪借给外人。如果借给土匪或者苏联人的探子，枪就要没收，人还要罚。”
年轻人没有作声。他和老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开始把车上的面粉搬进木屋。
这样的场景，在整个外贝加尔地区不断重复着。
三月一日，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中的一个乌德盖人村庄。
这里是被战争遗忘的角落。村庄隐藏在茂密的针叶林里，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小路通向外界。
村口立着几个木头做的图腾像，上面挂满了已经冻硬的兽皮和骨头。
第三集团军第七师的一个排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哨所。排长叫何茂林，四川人，个子不高，但很能吃苦。
他的排驻扎在村外的一间旧猎屋里，每天派两个兵帮村民砍柴、破冰取水。
“他们真的不要我们的东西？”村老问。
“不要。”何茂林说，“我们想吃肉，就拿盐和布跟你们换。想住房子，就自己搭。不会白拿你们的。”
“以前沙皇的兵，来了就抢。我们的女人都躲到山上。”村老说。
何茂林听了一愣。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递给村老的两个孙子。孩子们接过去，先是不敢吃，看到何茂林自己撕开一块放进嘴里，才怯生生地跟着吃了起来。
“甜吗？”何茂林问。
两个孩子拼命点头。
“以后日子会越来越甜。”何茂林说。
第二天，村老领着几个年轻人找到何茂林，说林子里来了两个陌生人，说俄语，还带了几把枪。
“你们怎么知道的？”何茂林问。
“他们在河湾那边烤火，被我们打猎的人看见了。我们没惊动他们，回来报告你。”村老说。
何茂林立刻集合全排，让村老带路，悄悄摸了过去。那两个苏联特务在河湾边的石崖下烤火，被南洋军士兵从三面围住，没放一枪就抓住了。
“报告连部，抓获两名可疑人员。”何茂林给连部发报，“初步确认是布尔什维克渗透分子，带着宣传品和少量武器。”
三天后，军统局的人来到村里，给村老送来了一笔奖励金。村老不要钱，只收下了一袋盐和一匹棉布。
“以后再有人来，我们还报信。”村老说。
三月十日，阿穆尔河下游，那乃人渔村。
阿穆尔河下游的春天来得更晚。江面还冻得死死的，几个那乃孩子在冰上滑着自制的木爬犁，笑声在风里飘得很远。
这里是第四集团军第十一师的防区。师里派了一个民政班驻在村边，班长叫陈昌明。
原是广东的一名小学教员，后来被南洋华侨总会征入民政工作队。他学会了那乃语，能跟村里的老人聊天。
“你们那乃人靠什么过日子？”陈昌明问。
“打鱼。”老渔夫说，“春天开江，鲑鱼就来了。我们晒鱼干，拿去换粮食和酒。”
“以前的沙俄政府，对你们怎么样？”
老渔夫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收税。一条鱼都不放过。不交税，就把我们的船拖走。”
“现在呢？”陈昌明问。
“现在，你们的兵不抢我们的鱼，也不收我们的税。上个月，还帮我们修了一条新的船。”老渔夫说，“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变。”
“以后也不会变。”陈昌明说，“上头说了，你们的日子，只许更好，不许更坏。”
老渔夫没有说话，低头抽了一口木烟。烟雾从他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散开，像在思考什么很深很远的事。
几天后，村里来了一队南洋军的工兵。他们在村外选了一块高地，开始修一栋木屋。
老渔夫去问，陈昌明说那是新建的学堂，等天气暖和了，孩子们就能去读书。
“读书？”老渔夫的眼睛亮了一下。
“对，学汉字，学算术。成绩好的，还能去海参崴上学。”陈昌明说。
老渔夫没有再问。第二天，他带着村里几个壮劳力，主动去帮工兵搬木头。
三月十七日，罗大岩抵达海参崴。
罗大岩在海参崴待了五天。他见了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主要将领，又亲自去了几个基层哨所和民政工作点。
他发现，前线的士兵比后方的人更明白一个道理：要站稳脚跟，光靠枪是不行的，还得有人支持他们。
“总长说过，地是死的，人是活的。”
罗大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占了地，但如果人心不服，这块地就是空的。
苏联人进不来，也会在我们肚子里点火。所以，我们必须在人心上做文章。”
“怎么个做法？”有人问。
“第一，继续减税免赋。沙俄收过的那些税，全部废掉。老百姓一年能落下多少，就让他们落下多少。
第二，分粮分盐，保证基本生活。
第三，把土地证、猎场证、渔场证发下去，让每户人家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第四，多修学校。孩子念书，父母才会真正安心。”
“而且只要他们和我们说一样的话，用一样的文字。未来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