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睁开眼睛，在纸上写下六个字：《我的兄弟姐妹》。
东北小城，国营机械厂。父亲是厂子弟学校的音乐教师，母亲在厂医院工作。家里不富裕，四个孩子却被养得热热闹闹。一把旧手风琴，几张职工文艺汇演的票，一顿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炖肉，便能撑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最踏实的幸福。
然后，事故发生。
冬夜，大雪，结冰的公路。父母为了带生病的小女儿进城，在归途中遭遇车祸。一个六口之家，一夜之间只剩下四个孩子。
亲戚愿意收留，却无力同时养活四张嘴。厂里的救济只能解一时之急，正式安置手续又迟迟办不下来。长兄还没长大，肩膀却被迫提前扛起了一个家。
他带着弟弟妹妹守过最难熬的几天。粮缸渐渐见底，最小的妹妹高烧不退，弟弟开始偷着出去捡煤核。他终于明白，仅靠自己，留不住所有人。
于是，他做了一个日后折磨自己半生的决定——把弟弟妹妹分别送走。
陈阳的笔停了一下，纸面上逐渐浮现出雪地里的场景。
四个孩子围在昏暗的灯下，桌上摆着家里仅剩的一张全家福。老大拿起剪刀，沿着照片中人物之间的空隙，一点点剪开。每个孩子手里分到一块，上面或许只有父亲的一只手、母亲的半边衣角，以及兄妹中的一两张脸。
最小的妹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攥着照片问：“哥，咱们什么时候回来？”
大哥没有抬头：“等你长大。”
“长多大？”
“长到能找到哥的时候。”
窗外风雪压着屋檐，屋里没有人再说话。
陈阳在这场戏旁边重重画下一道横线。这是整部电影的根——不是为了刻意折磨观众，也不是让几个孩子轮番哭喊，而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哥哥，被生活逼着亲手拆散自己的家。他越忍，观众越难受；他越像个大人，越能看出他其实还是个孩子。
二十年后，当年被送走的小妹成了在海外生活的青年指挥家。一次回国演出，让她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父亲留下的旋律、被裁开的旧照片、童年记忆里模糊的雪夜，带着她重新寻找失散的兄姐。
弟弟妹妹各自有了生活。有人过得体面，有人活得狼狈，有人怨恨当年的分离，也有人不愿再揭开旧伤。唯独大哥齐忆苦，仍旧留在最不起眼的市井角落。他知道弟妹们已经找到自己，却不敢相认，因为在他心里，当年那场分离从来不是牺牲，而是一桩无法被原谅的罪。
陈阳没有让重逢来得太容易。一张照片拼不齐二十年的空白，血缘也无法自动消除每个人受过的委屈。四个成年人第一次坐到一起，不该抱头痛哭以后便万事圆满。他们需要争吵，需要沉默，也需要重新面对那个被贫穷和生活逼到绝境的少年。
最终的演奏会，只是让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妹妹站在指挥台上，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是父亲当年为四个孩子写下、却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首曲子。
台下，大哥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灯光暗着，没人注意到他已经泪流满面。
陈阳一场接一场地往下写。最开始还只是故事梗概，随后变成人物小传、场次表和场景转换。桌上的空白稿纸很快铺满字迹，废掉的几页被随手放到一边。
窗外的阳光从桌角移向墙边。他起身打开电脑，把纸上的场次重新录入文档，键盘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持续响起。
陈阳没有照着记忆生搬硬套。记忆里的电影有些地方放在当年足够煽情，现在回头再看，却经不起细想：孩子们为什么无法被亲戚共同收养？厂里和街道为什么没有及时介入？大哥把弟妹送走以后，为什么多年不去寻找？妹妹远走海外的路径，又是否可信？
这些问题若只用一句“生活所迫”带过，故事便只剩下刻意催泪。陈阳把四个孩子的命运，牢牢嵌进东北国营厂区由盛转衰的二十年。
父辈曾经以为，厂子能够管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子弟学校、厂医院、家属院、澡堂和礼堂，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可随着时代变化，厂区衰落，熟人社会解体，当年能够证明那户人家存在过的人和物，也在一点点消失。
孩子们的分离，不再只是一次家庭事故。他们重逢时面对的，也不只是彼此，而是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陈阳删掉几场过度直白的哭戏，又把大哥成年后的部分往前提。苦难不能只靠堆，真正扎人的，是多年以后回头看，那些当年无比沉重的事情，在旁人嘴里或许只剩下一句轻飘飘的“都过去了”。
可当事人没有过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外间有人进来送过一次热水，见陈阳始终盯着屏幕，又悄悄退了出去。
等最后一场戏落下，窗外已经亮起路灯。
陈阳靠在椅背上，在脑子里从头到尾重新过了一遍：九十多分钟影像里，没有大规模战争场面，没有特效，也不需要昂贵的跨国取景。主要场景集中在东北厂区、职工家属院、学校、医院、市井街巷和一座音乐厅。
年代戏最花钱的地方不在场面，而在细节。家具、搪瓷缸、暖水瓶、旧校服、厂区广播、职工食堂、八十年代的街道和九十年代下岗后的变化，必须一件件做实。这些恰恰是刘老全擅长的地方。
主演也不需要一开始便追逐天价明星，大哥需要的是压得住苦难的男演员，妹妹则要有音乐气质和现代感。真正难找的，反而是四个童年演员，孩子戏演不真，整部电影便立不住。
预算可以控制，周期可以控制，审查风险同样远低于《天下无贼》。亲情、离散、时代变迁，没有灰色主角，也不主动触碰敏感边界。地方电视台、电影频道、音像市场和单位包场，都有明确的接受空间。
最重要的是，它足够动人。十一影视第一部独立制作，不必靠猎奇证明胆量，也不必为了所谓艺术锋芒把自己架在火上。
先把一部完整、扎实、能让观众记住的电影拍出来，先让这个刚搭起来的班子，真正跑上一遍。
陈阳保存文档，打印机开始缓慢吐出纸页，一张接一张。他没有把封面写成最终定稿，而是在片名下面加了两个字：初稿。
不是因为项目没有定，而是电影剧本从来不该在办公室里一次写死。导演、美术、制片和演员全部进入以后，还要根据场景、预算和拍摄条件继续调整。
但十一影视的第一部电影，已经定了——《我的兄弟姐妹》。
打印结束，陈阳将厚厚一叠纸整理整齐，又取出一张稿纸。这次写的不是剧情，而是内部创作参考目录。
兄长在父母离世后承担家庭责任、弟妹被迫分离，本就是跨越不同国家和时代反复出现的亲情母题。一九五七年的美国电影《All mine to Give》，便讲过父母先后去世、长子替年幼弟妹寻找收养家庭的故事，那部电影在香港还有一个更直白的译名——《孤雏血泪》。
《我的兄弟姐妹》借鉴的，只是这个故事母题带来的最初触动。美国移民家庭改成了东北国营厂区，六个孩子变成四兄妹；宗教、圣诞节和美国小镇的社会关系被全部舍弃，成年寻亲、父亲未完成的曲子、音乐会，以及兄妹间跨越二十年的怨恨与亏欠，则重新搭建出完整的后半段。
人物、对白、场景、因果关系和时代主题，全部重新落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除此之外，剧本在情绪组织上，也吸收了《妈妈再爱我一次》《星星知我心》这类东亚亲情作品的创作经验。
这些不是需要写在剧本封面上的“原作来源”，只是内部创作档案的一部分。参考过什么，舍弃了什么，又怎样一步步形成现在的故事，都应该留下记录。既方便后续拍摄过程理解创作脉络，也能证明《我的兄弟姐妹》不是把某一部作品换个地名、换几个人名重新抄写，而是从共同的亲情母题出发，完成了一套独立表达。
陈阳在目录后面，又添上一行：所有参考资料标注来源，初稿、修改稿、人物小传和会议记录分版留存。
写完，他拿起内线电话打给杨思珍：“思珍，进来一下。”
几分钟后，杨思珍抱着台账回到办公室。她原以为陈阳要补会议记录，进门以后，却先看见桌上那一摞刚打印出来的剧本。
“这是什么？”
“十一影视第一部独立电影。”
杨思珍脚步停了一下：“已经定了？”
“定了。”陈阳把封面转向她，“《我的兄弟姐妹》。”
杨思珍低头看过片名，没有急着翻正文：“准备什么时候启动？”
“不急着开机，先把资料做扎实。”陈阳将刚写好的任务清单递给她，“第一，收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东北国营厂区、职工家属院、子弟学校和市井民居的老照片。家具、服装、交通工具、食堂、澡堂、厂医院，能找到的全部留档，后面交给刘老全。”
杨思珍拿出笔，迅速记下。
“第二，整理国企改制、工厂停产和下岗潮的报刊报道。不要只找政策文件，重点找普通工人家庭的口述、照片和地方纪实。”
“明白。”
“第三，找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校礼堂、工人文化宫和音乐厅资料。电影后半段有演奏会，前后两个时代的空间质感要接得上。”
杨思珍继续记录：“录像资料呢？”
“也要。”陈阳点了点内部参考目录，“《妈妈再爱我一次》《星星知我心》，能找到的录像带、剧本和报道全部建档。还有一部美国老片，《All mine to Give》。”
他把英文片名写给杨思珍：“香港旧译《孤雏血泪》。内地大概率没有正式发行，让王浩托香港那边的音像圈找英文原版VhS。完整拷贝找不到，就先找影评、故事资料和发行信息。”
“这部也要放进项目档案？”
“放内部参考档案，不进剧本封页，也不作为原作申报。”陈阳说道，“这些是这个剧本的灵感来源，留痕，方便后面查阅。”
杨思珍点头：“资料怎么存？”
“所有材料标明来源、获取时间和经手人。剧本从第一版开始单独编号，谁改过、改了什么，也全部留下记录。尽快把剧本确权，我拿它还有用”
“我马上安排。”
杨思珍抱着任务清单和项目初稿走出办公室，一出房门便迎面撞见了刚办完手续归来的沈一舟。
“沈律，正好找你。”杨思珍停下脚，把手中的任务清单和剧本封皮联展示了一下，“陈总刚才定了十一影视的第一部独立电影，《我的兄弟姐妹》。材料和初稿都在这里，后续的项目风控、主体隔离和版权登记，陈总交代了咱们俩全权处理。”
沈一舟挑了挑眉，接过杨思珍递来的剧本初稿与内部参考目录，大致扫了一眼，眼神瞬间变得严谨起来。
“手脚够快的。”沈一舟打量着参考目录上的《All mine to Give》与东亚亲情片列表，当即进入工作状态，“陈总这套留痕意识很好。既然交代给我们，那就按照最标准的大厂防火墙来做。”
他一边指着文稿，一边对杨思珍快速梳理流程：“第一，原创剧本登记与防泄漏。初稿、人物小传、场次表由你这边建立专卷封存，每一份复印件都必须编号，经手人签字；第二，关于这份内部参考目录，我来做相似性对比和法律风险隔离评估——只核风险，不碰陈总的创作意见，哪里表达过近，我标红退回修改，确认无误再进正式版权登记。”
“那项目主体和资金链呢？”杨思珍追问。
“版权先归十一影视，等独立的项目公司成立后，只把独家摄制权授权进去，剧本本体绝不跟单一项目的债务风险绑定。”沈一舟语速飞快，逻辑极为清晰，“后续融资、演员合同、制作支出、发行回款，全部走单独的项目公司，建立绝对的防火墙。”
杨思珍迅速将沈一舟的意见记录在项目台账上：“审查和预算口径怎么定？”
“审查这块我出一页风险提示预警，预算等刘老全那边的美术考据和制片方案出来再核，先按三百万内控。”沈一舟把材料收进公文包，拍了拍案卷，“我这就去拟项目代号和立项隔离方案。深圳王浩那边搜集录像带和资料的事，你通过长途专线同步给他，让他安排香港渠道尽快送过来。”
“明白，我现在就去对接深圳。”杨思珍干练地应道。
两个人分工明确，动作麻利，转眼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将整套严密的项目运营与风控体系迅速推上轨道。
办公室里，陈阳站在窗前。
听到外间杨思珍与沈一舟高效对接的声音，他嘴角微微勾起。
用它练兵，把十一影视的名字先打出去。
窗外，八月末的最后一层暮色正从京城上空退去。知春里沿街的店铺一盏接一盏亮起灯，远处公交车拖着沉闷的发动机声驶过路口。
陈阳重新打开电脑里的剧本文档，封面上，片名安安静静落在那里——《我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