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浦东上空盘旋。李家港透过舷窗往下看，黄浦江像一条被灯光串起来的灰色绸缎搁在漆黑的大地上。江这边是外滩，殖民时代的大理石建筑亮着金色的轮廓灯，汇丰银行的穹顶、海关大楼的钟、和平饭店的绿色铜屋顶，每一盏灯都像一颗嵌在旧时代王冠上的珍珠。江那边是浦东，没有灯。只有零星几点渔火在田埂间明灭，像是有人擦亮了一根火柴又立刻被江风扑灭。
“第一次来浦东的时候，我说这里会是下一个曼哈顿。”坐在他旁边的上海市长看着窗外那片被江风吹皱的夜色，没有说话。他想起几个月前李生站在油菜田里，皮鞋踩在泥浆中，指着那片什么都没有的土地说——“这里，将是中国的曼哈顿。”那时候他觉得这句话是给投资团队打气用的，现在他知道那不是打气，是在做一道被反复演算过的方程。
车队穿过刚通车的南浦大桥，桥面上的柏油还是新的，车轮碾过路面时发出一层很细的沙沙声——不是路没铺好，是新铺的沥青还在反油，车轮把表面那层多余的结合料带起来的声音。沈嘉仪坐在副驾驶座上，膝盖上摊着一份浦东新区规划图，图上的红笔标注精确到米，每一个数字都是她亲手核算过的。阿强坐在后排，手里拿着一个从深圳工厂带来的混凝土试块，是苏州新厂地基的样品，他打算天亮之后去工地和上海建工集团的实验室做比对测试。
“李生，浦东新区政府的传真到了。”沈嘉仪没有回头。“他们同意在张江预留半导体产业园的整块用地。不是分期批，是整块预留。面积——相当于我们在深圳一期用地的三倍。”
车队停在浦东开发办公室门口。说是办公室，其实是工地边上的一排临时板房。窗户上贴着报纸，门框上挂着一个手写的木牌——“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字是毛笔写的，没有裱，就用图钉钉在木板上。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折叠椅和一台传真机。传真机是旧的，出纸口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标签——“纸用完请翻面再用。”市长把那张标签撕下来，递给李家港。“这是浦东开发办成立那天贴在传真机上的。第一张纸。”
李家港接过标签，翻到背面。背面是另一份文件——1991年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纲要草案的最后一页，落款日期是1991年4月18日。他想起那天，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已逾六年，香港前途已然明朗，但创世纪还没有走出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全球布局调整期。那天他在香港办公室做了一件事——把松本健一寄来的那张餐巾纸照片放进抽屉，和爷爷的笔记本放在一起。也是在同一天，在这间临时板房里，有人把这张规划纲要的最后一页翻过来塞进传真机，用它的背面接收了浦东第一份外商投资咨询函。
“市长，你这里没有复印机。”沈嘉仪看着那台传真机。
“复印机要等明年拨款。现在所有文件都是手写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传真。但这台传真机从来没有卡过纸。”
沈嘉仪没有再问。她把浦东新区政府的传真放在桌上，从自己公文包里拿出三份已经准备好的回函——总部迁址确认函、张江半导体产业园用地申请、创世纪-中科院集成电路联合研究院共建协议。每一份都打印在中英文双语信纸上，右下角盖着创世纪集团的公章。市长在签字之前，用钢笔帽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92年9月。深圳。创世纪半导体产业园一期工程开工仪式。
福伯坐在轮椅上，被阿强推着停在工地边上。他的腿已经不太能走了，但他坚持要来。他说这是李家电器厂变成创世纪集团之后，他第一次看到工厂开工。不是收音机工厂，不是电视机工厂，是芯片工厂。他做了五十年收音机，从上海做到香港，从电子管做到晶体管，从晶体管做到集成电路，现在他要看他的少爷把集成电路工厂建在深圳这片曾经是稻田的土地上。阿强蹲在轮椅旁边，指着远处的打桩机说那些桩要打到基岩层，每一根桩的承载力都超过普通建筑标准的三倍——芯片工厂的振动标准是微米级，不能用盖住宅楼的标准来打地基。
打桩机第一锤砸下去的时候，整个工地都震了一下。水泥地基上的浮灰被震起来，在早晨的阳光下像一层金色的雾。那一刻，李家港站在工地的最高处，从口袋里掏出爷爷的笔记本。扉页上“科技救国”四个字被时光磨得微微模糊。他翻开第一页，爷爷的笔迹还清晰可辨——“1937年。在上海组装第一台收音机。”
他抬起头。1992年9月的阳光穿过深圳工地上那层金色的浮灰，照在他脸上。他很轻地说了一句话，像是说给脚下的红土地听，又像是说给天上某个人听——“爷爷，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