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沈嘉仪在婴儿出生证明的“姓名”栏里写下“沈知远”。护士接过表格看了一眼，抬头看她，又看了看站在窗边的李家港。他正把窗帘拉开，让早晨的阳光照进来，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跟妈妈姓。沈。”护士愣了一下，低头继续填表。
回到李家老宅，方洁瑛已经等在门口。她站在东翼院子那棵紫荆花树下，手里拿着一个红纸包。纸包不大，用一根细麻绳绑着，打的是她惯用的那种死结——不是蝴蝶结，是水手结，越拉越紧。她把红纸包放在沈嘉仪手里，说了一句话：“这个是给知远的。”沈嘉仪拆开——一套婴儿穿的棉布衫，针脚很密，每一针的间距都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不是方洁瑛自己缝的，是她在粤北山区那间挂在半山腰的乡村艺术教室里，一个苗族老奶奶用自家种的棉花纺成线，手织的土布，然后用最细的绣花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布边没有锁边机锁过的痕迹，全是手工卷边——她把卷边的宽度控制得和绣花针尖差不多细。沈嘉仪把棉布衫翻到背面，领口内侧用红线绣了一行极小的字：“知远。1996年夏。粤北。”
“那个苗族老奶奶，手很巧。”方洁瑛说。“她去年来上我的第一节美术课，用木炭在墙上画了一只蝴蝶。我让她画在纸上，她说纸太贵。后来我每次去都给她带一叠宣纸。这只蝴蝶是她用最后一堂课的时间画的——不是木炭，是她自己用蓝靛草榨的汁染的棉线。她说这只蝴蝶是送给‘那个刚出生的孩子的’。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她说——‘蝴蝶不挑花的颜色。’”
沈嘉仪把棉布衫叠好，放回红纸包里。“你替我跟她说，蝴蝶收到了。等知远长大一点，我抱着他去粤北，亲自跟她说谢谢。”
方洁瑛转身从画室里拿出那幅《同根》。画面上两棵大树之间那棵刚破土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出了第三片叶子。叶脉是扇形的，从叶柄一直通到叶缘，不拐弯。方洁瑛指着画背面那行字——“同根同枝同风雨。紫荆花——银杏——未命名。”
“我上次说，这棵小树苗还没有名字。名字不是我来起，是你和他。现在你们给它起了名字——知远。‘未命名’这三个字，可以改掉了。”
她从画架上拿起一支最细的狼毫笔，蘸了藤黄加赭石——和画那片扇形叶脉时用的同一管颜料，还是那管在旧工具箱里放了很久、管口用纸团塞住的藤黄色颜料，纸团已经硬了，但颜料还没有干。她在“未命名”三个字上画了一道横线，然后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知远。”字迹很细，藤黄加赭石的暖褐色，和那片扇形叶脉是同一种颜色。
沈嘉仪抱着知远走进西翼院子。银杏树的叶子刚被秋风吹落了一层，铺在石阶上。她弯腰捡起一片扇形叶片，放在知远的襁褓上。叶片还没有完全枯黄，叶柄处残留着一小截嫩绿，叶脉从叶柄出发笔直地通向叶缘每一个锯齿顶端，和画上那片新叶的脉络完全一样。然后她走到东翼院子，把那片银杏叶放在紫荆花树下的石桌上。方洁瑛正在修剪枝条，剪刀停在半空中。她看了一眼那片银杏叶，又看了一眼襁褓里的婴儿，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不羡慕她。我替她高兴。银杏叶子落下来不是为了让人羡慕的——是为了铺成泥土，让新的树苗破土。”她顿了顿，把剪刀放下。“我这一生做过的最骄傲的事，不是画了收音机外壳上的镂空紫荆花，不是开了乡村艺术教室，不是生下了启明。我这一生做过的最骄傲的事——是把那幅《同根》挂在你们客厅的墙上。画上有三棵树。紫荆花是我，银杏是嘉仪，中间那棵刚破土的树苗，现在有了名字。知远——知道远方有多远，也知道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