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楚梦瑶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拍一部纪录片，拍的是香港回归这一年。
片子不短，一集四十五分钟，计划做五集。亚视的预算有限，楚梦瑶自己掏了一笔钱，又从创世纪的品牌预算里划了一部分——李家港批的，没有过问太多。他只在审批单上写了一个字：
摄制组一共七个人，三台摄像机，一个收音师，一个灯光，一个助理，加上楚梦瑶本人。她亲自做总策划、总撰稿，有时候也掌镜。她说这不是一个纪录片项目，这是写给历史的信。
第一集的拍摄是从中环开始的。1997年4月的一个清晨，摄制组在皇后大道中架好了机器。镜头扫过那些还在营业的英资银行大楼，扫过汇丰银行的狮子铜像，扫过那些贴着最后机会的移民中介广告牌。楚梦瑶站在摄像机后面，看着取景器里的画面，对摄影师说了一句话：不要美化。拍你看到的。
那台摄像机拍下了很多细节。一个在银行门口抽烟的英国人，抬头看了一眼楼顶的旗杆——旗还在，但风不大，没有飘起来。一个中年女人在移民中介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路过，手里拿着一个雪糕，低头在看手机，没有看那些楼。
楚梦瑶没有设计任何采访。她让摄制组像影子一样跟着这些人走，不打扰，不提问。唯一一个被允许说话的，是一个在街头擦了二十年鞋的老人。他在中环的一个拐角摆摊，每天早上六点出摊，晚上七点收摊。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正在擦一双黑色的皮鞋，动作很慢，很仔细。
楚梦瑶蹲在他旁边，问了一句：阿叔，你怕不怕？
老人没有抬头，继续擦鞋。怕什么？
怕1997之后——
老人擦鞋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我在这里擦鞋二十一年了。英国人来的时候我擦鞋，英国人走的时候我还在擦鞋。谁管这个城市，我的鞋摊都在这里。
楚梦瑶没有再问。她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示意摄影师继续拍。那个镜头在最后成片里用了两分十七秒——没有配乐，没有画外音，只有老人擦鞋的刷刷声和偶尔路过的车声。
第二集的拍摄地点从香港到了深圳。楚梦瑶带着摄制组去了罗湖口岸。站在深圳那一侧看香港，楼群在对面，隔着一条河。那时候口岸已经很忙了，每天有几十万人来来往往。楚梦瑶在口岸站了一整天，让摄像机架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对准通关通道，连续拍了十二个小时。
最后成片里那段素材被压缩成两分钟——快速剪辑，每一秒都是不同的人脸。老人、小孩、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抱着孩子的母亲。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往前走。楚梦瑶在剪辑的时候跟编辑说了一句话：不需要旁白解释。这些脸就是全部。
第三集是在新界拍的。楚梦瑶找到了一片农田，离边境不远，种的是西洋菜。农田的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本地农民，姓何，普通话不太好，但粤语很地道。楚梦瑶用粤语跟他聊了一整个下午。
何伯说这片地是他父亲传下来的，种了四十多年菜，以前卖给英国人开的超市，现在卖给深圳那边的批发商。他说1997之后他不知道菜还能不能卖过去，但他打算继续种。地是不会跑的，他说，人跑了地还在，地跑了人就不在了。
楚梦瑶在笔记本上记了这句话。后来她把这句话写进了纪录片的最后一集，作为结尾的一部分。
第四集拍的是港交所。楚梦瑶去了三次才拍到想要的东西。第一次去，交易大厅太吵，收音师说没法收。第二次去，光线不够，画面太暗。第三次，她提前三天跟交易所沟通，在开市前半小时架好了机器。那天早上的镜头里，交易员在忙着看报价屏，屏幕上恒生指数在九千多点附近波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看镜头，没有人在意旁边有摄像机。
楚梦瑶站在角落里看了很久。她在想——这些人跟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时候、跟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时候、跟每一次市场恐慌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忙？忙得没空抬头。她不知道答案，但她觉得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第五集也是最后一集，楚梦瑶选了维港。1997年6月底，一个黄昏。她让摄影师把摄像机架在尖沙咀的海滨长廊上，镜头对准对岸的中环。天快黑的时候，那些写字楼的灯一栋一栋地亮起来。国金还没建好，但中银大厦已经在了，灯光在暮色里很显眼。
那天她没有站在摄像机后面。她站在栏杆边，看着对岸的灯，风从海面上吹过来，有点凉。摄制组在远处架着机器，没有人打扰她。她想起自己第一次采访李家港的时候——1982年，在创世纪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她问他是不是山寨大王。那时候她二十三岁，什么都不怕。十五年过去了，她变得会怕了。但她发现会怕之后，很多事情反而做得更稳。
纪录片在六月下旬完成粗剪。楚梦瑶把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帧定格在维港的夜景上，然后加了一行字幕：
1997年6月30日。灯还亮着。
她把这行字念给李家港听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听完没有抬头，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挺好。
就挺好？
灯还亮着。四个字够了。
纪录片在亚洲电视播出的时候是7月1日晚上。那天香港下雨，雨不大，但一直下。楚梦瑶没有去亚视的演播室，她坐在家里，一个人开着电视看完了全片。电视里的画面跟她在剪辑室里看过的一模一样——擦鞋的老人、罗湖口岸的人脸、新界的菜地、港交所的电话声、维港的灯。
片尾字幕滚动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有些东西终于被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楚梦瑶收到一封信。是手写的，寄到创世纪集团转交给她。信是从新界寄来的，署名是何伯。信很短，只有两行字。第一行写：我看了你的节目。菜地还在。第二行写：谢谢你。
楚梦瑶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她后来在很多场合被问到那部纪录片——有人说那是香港回归最冷静的记录，有人说那是楚梦瑶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她从来不评价自己的作品。她只说了一句话：那部片子不是我拍的。是香港自己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