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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放下电话,看了李副市长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有愤怒,有震惊,也有一种沉甸甸的、作为一市之主的压力。

“老李,”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重,“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李副市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林书记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

李副市长走在光斑和阴影之间,步伐比来的时候慢了一些,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他在想——这件事,从今天起,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扛得动的了。

它太大了,大到需要市委书记亲自过问,大到需要纪委介入,大到可能会在江城政坛引发一场地震。

但他不怕。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有些底线,总要有人去守。

省电视台那边,录像带引发的震动不比市委小。

新闻部主任姓方,四十出头,干了十年新闻,什么样的片子都见过。

但当他看完那盒录像带之后,他坐在剪辑台前,很久没有动。

剪辑室里的灯光是惨白的,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不是震惊,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复杂的、纠结的、难以决断的东西。

他知道这盒录像带的分量。六十多人手持刀棍打砸企业,公安四十七分钟才到现场,这不仅仅是一条社会新闻,这是一条政治新闻。

播出去,就是捅了一个马蜂窝。不播出去,就是对真相的背叛、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背叛。

他拿起电话,拨了万台长的号码。

万台长,五十五岁,省电视台的当家人,在广电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什么风浪都见过。

他听了方主任的汇报,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带子拿来,我看看。”

方主任亲自把录像带送到了万台长的办公室。

万台长让秘书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带子塞进了录像机。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屏幕上的画面,一口都没有喝。

茶凉了。他没有注意到。

画面播完,屏幕变成了一片雪花,发出“沙沙沙”的白噪声。

万台长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他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像是在数什么,又像是在算什么。

“老方,”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哑,“这带子,谁送来的?”

“旭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不是匿名,有署名,有公章。”

方主任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方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说‘请省台了解情况’。”

万台长沉默了。

没有提任何要求。这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对方提了要求,哪怕是过分的、不合理的要求,他至少知道对方想要什么,知道该怎么谈、怎么还价、怎么在满足对方和守住底线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但对方什么都没要,只是把带子送来了,说“请了解情况”。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方不需要省台做任何事,不需要省台表态,不需要省台站队。

他们只是把证据摆在这里,把选择权交到了省台手里——播,或者不播,你们自己决定。

而无论省台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

这个旭日电子,不简单。

万台长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抿了一口。

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把茶杯放下了。

“老方,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方主任,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我得向宣传部汇报。”

方主任没有说话。他知道万台长的难处。

这盒带子,不是普通的社会新闻,它牵扯到公安、甚至有可能牵扯到地方政府、牵扯到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结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样的东西,不是省电视台一个单位能决定播不播的。

它需要更高层的授权,需要更上面的态度,需要有人站出来说——“播,出了事我负责。”

万台长没有等到下午。他让秘书立刻联系省委宣传部,说有紧急情况需要向分管副部长当面汇报。

十一点二十分,他坐上了去省委宣传部的车。

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姓周,五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是那种不轻易表态的人。

万台长把录像带放了一遍,周副部长从头看到尾,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万台长注意到,周副部长的手指一直在桌上轻轻敲着——不是那种轻松的、漫不经心的敲,而是一种紧张的、焦虑的、在快速思考的敲。

画面播完,周副部长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段时间来组织语言。

“万台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官僚特有的、滴水不漏的平稳,“这盒带子,你们先压一压。不要播,也不要扩散。

我向上面汇报,等了解了全面情况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万台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周副部长的表情——那种“我已经做了决定、不要再问了”的表情——他把话咽了回去。

“好。”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我等部里的消息。”

他走出宣传部大楼的时候,十月的阳光正照在他脸上。

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

他的手里还拎着那个装着录像带的公文包,沉甸甸的,像一块铅。

他上了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回台里。”他对司机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车子缓缓驶出宣传部大院,汇入了中山路的车流。

万台长闭着眼睛,脑子里一直在转着同一件事——这盒带子,压得住吗?

压得住一时,压得住一世吗?如果压不住,到时候谁来承担那个“为什么不早播”的责任?

他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从今天起,这盒带子就像一颗埋在地下的雷,谁踩上,谁倒霉。而他,已经把脚抬起来了,但还没落地。

不知道要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