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为什么要在前文中提到,我要说的话“说出来是对家人的伤害”……
我想,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宠溺,让我独立地去和这世界硬磕,或许我不会变成那个样子。
遇到了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埋怨的意思,那就太没有良心了。
我只是想借此事说明一个道理。
怨还是该怨自己……
……
我能准确从脑海中挖掘出的记忆,大约是在我三岁的时候。
后来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件事情被牢牢印在了记忆中。
那一天午后,我站在窗台上,外边下着小雨。
看一队生产队员们的一次非正常收工。
他们是被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浇回来的,阵容并不严整,无数把锄头拖在身后。
后来我懂了,他们不敢扛起锄头是怕打雷……
当时的我,恰好可以一双手扶住窗框,下巴搭在窗框上。
身后,是某个姐姐伸出的双手。
我是老钱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印象中身边就没离开过守护神。
我想,这大约是1963或1964年的事情。
所以,当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讨论钱敏红为什么就记不得从前的事时,我是保留着意见的。
不知道这是不是迄今为止最不合理的劳作方式……
父辈四人,君臣文武,是有学问的爷爷给取的名字。
有人说,这哥四个的名字里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为君、为文者,有了出息;
为臣、为武者,都下了田地。
爷爷剥夺了二大爷和四叔念书的权利,我一直不能理解。
毕竟以我爷爷当时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同时供四个孩子上学的。
是他觉得再怎么要求学问,地也不能荒了吗?
如果让他们也读书,就算最后比不上大爷那么风光,像父亲钱文一样识文断字,能当个会计是不是也很好?
(当然,写书的并不会这么想。关于二大爷和四叔不识字的篇幅,在文中至少得占两千字,这为她的水字提供了借口。)
带着疑问,我曾问过父亲。
他告诉我说,家里总得有人干活。
我更为不解,地主家还用干活儿吗?不是有长工和佃户吗?
父亲说道:“大多数的地主,活计都比长工好。
“你爷爷就是一个非常让长工佩服的好把头。”
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了这个名字——钱亦文。
这一与传统严重冲突的决定,遭到了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反对。
近的,有自家的四叔、二大爷;
远的就更多了,连李得富、老葛头儿都曾质疑过。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么取名字,伦理纲常何在?
我虽不甚理解父亲的本意,他到底是不是希望我如他一样?
文,亦文,这不是对我能活成他一样的期望吗?
但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因为我能理解。
就如名为“朋(音)”的,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小朋”一样,新时期的人可能并不会完全遵从过去的老规矩……
如了父亲的愿,我出息成了一个文化人儿。
父亲又尽其所能为我谋了一份职业。
正是这份放映员的工作,开启了我的别样人生。
说起来,这里边还有一段在前文中没有展开的故事。
那是我和三弯子媳妇儿以及葛君兰不得不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