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还没散，高尔夫球场的草坪沾着露水，泛着湿漉漉的绿光。王总穿着定制的白色球服，刚挥出一杆，银色小球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向远处的球洞。他得意地哼着小曲，走向停在一旁的银色球车——车载电视正播放早间新闻，女主播严肃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淮城市治淮工程涉嫌重大贪腐，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王总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手里的球杆“哐当”掉在草坪上。他猛地拉开车门想跑，刚迈出两步，两名穿黑色特警服的队员就从雾里冲出来，一左一右将他按在草坪上。昂贵的鳄鱼皮皮带硌得肋骨生疼，草叶的露水渗进衣领，冰凉刺骨。“你们凭什么抓我！我认识市局的人！”他挣扎着嘶吼，声音却被特警的手铐“咔嗒”声盖过。
审讯室的单向镜外，林江看着王总瘫在铁椅上。这个昨天还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吹嘘“市里一半官员都是我兄弟”的男人，此刻领带歪在脖子上，发胶凝固的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他突然抬头，眼底满是慌乱，“所有事都是李副局长指使的！是他让我伪造土地协议，也是他改的治淮规划！”话音刚落，他突然猛地扑向桌角的钢笔，像是想抢来做什么，旁边的法警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他的肩膀，将他死死按回椅子上。
与此同时，城郊的废弃工厂里，刺鼻的烟味弥漫在空气里。开发商的副总正戴着胶皮手套，将一摞厚厚的账本往焚化炉里塞。火苗“噼啪”舔舐着纸张边缘，黑色的灰烬随风飘起，有几张还没烧透的纸页落在地上，隐约能看到“钢材采购”“工程款拨付”的字样。
“别碰那个！”老陈举着摄像机，带着队员冲了进来。副总吓得手一抖，剩下的账本“哗啦”掉在地上。老陈快步上前，蹲下身捡起一片还带着火星的纸碎片——上面“Φ12螺纹钢，单价3800元\/吨”的字迹还很清晰，“这些账本都是证据，你烧不掉的。”
网络上早已炸开了锅。《淮城晚报》的公众号推送在两小时内阅读量破百万，评论区被“严惩贪腐”“彻查到底”的留言淹没。有网友在评论区贴出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配文：“3月12日傍晚拍的，在淮河大桥附近，黑色轿车强行变道逼停了一辆白色轿车！”视频里，黑色轿车的车尾灯有处明显凹陷，和之前找到的证据完全吻合；画面角落，还能看到个光头男人从黑色轿车里下来，手里抡着根撬棍，狠狠砸向白色轿车的车窗。
市委会议室的气氛像凝固的水泥，连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沉重。新上任的纪委书记将一摞证据甩在会议桌上，玻璃杯里的茶水溅出来，在文件上晕开深色的印子。“李副局长昨天还在会上说方玉明是精神病，说他造谣生事！”他的声音带着怒火，手指重重指向墙上地图上的红点——那是新开发区和泄洪区重叠的地方，“把所有涉案人员的关系网全扒出来，不管牵涉到谁，哪怕是副市长，也必须一查到底！”
林江从会议室出来，刚走到医院走廊，就撞见了方玉明的孙子。小家伙穿着蓝色的校服，抱着本封皮有些磨损的《水利工程概论》，蹲在病房门口的墙角。他轻轻走过去，看到书里夹着张照片：方玉明牵着孩子的手，站在淮河大堤上，背景里的防洪桩上刻着“1954”的字样，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暖融融的。
“爷爷说，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洪水年份，”孩子突然抬头，眼里还挂着未干的泪，睫毛湿漉漉的，“他说那年好多人都去护堤，保住了下游的村子。他还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学水利，一起保护这条河。”林江的心像被什么揪了一下，他蹲下身，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你爷爷很快就能好起来，到时候他还会带你去大堤上散步。”
下午三点，检察院的逮捕令准时送达各单位。李副局长在办公室里签批文件，笔尖刚落在“同意拨款”的字样上，两名穿着检察制服的工作人员就走了进来。“李建国同志，我们是淮城市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李副局长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桌上，墨汁在“同意拨款”四个字上划出道长长的墨痕，像一道丑陋的伤疤。他的手不停颤抖，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一个字。随后赶来的审计局工作人员撬开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面除了几本厚厚的存折，还有一串碧绿的翡翠手链——林江一眼就认出来，这正是开发商老婆在奠基仪式上戴过的那款。
消息传开后，群众自发聚集在市政府门前。有人举着写有“还我泄洪区，保护淮河”的牌子，有人捧着方玉明的照片，照片里的老人穿着中山装，笑容温和。卖水果的张大爷挤到人群最前面，手里举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零钱：“这是那天方老来买苹果，多给的钱。他说等开发区建好了，要请我去新超市里摆摊，说让老百姓都能赚到钱……可这些人，却把他害成这样！”
林江站在证据室的窗前，看着楼下闪烁的警灯。法医刚送来最终的伤情报告，上面写着：方玉明肋骨断了三根，右耳因遭受暴力撞击，听力永久性损伤，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挫伤。但就在刚才，方玉明从病房里打来电话，声音虽然虚弱，却很坚定：“林队，我要亲自出庭作证，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泄洪区为什么不能动，淮河为什么不能糟践。”
“他们想把淮河改道，把泄洪区改成商品房，”方玉明在电话里说，语气里满是痛心，“就像当年大跃进时那样蛮干，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条河养了淮城人几百年，不能毁在他们手里。”
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吓了林江一跳。他低头看向楼下，原来是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的庆祝，红色的纸屑在空中飞舞，像一场迟来的雪，落在警车的引擎盖上。有个穿校服的女孩举着手机直播，镜头对着远处“淮河流域管理局”的牌子，她对着麦克风大声说：“我爷爷是老水利了，他说这条河养育了我们六百年，谁也不能糟践它！现在坏人被抓了，正义终于来了！”
当晚的新闻联播用了三分钟报道此事。画面里闪过被查封的建筑工地，几台推土机正在拆除违规建造的别墅群，黄色的墙体在机械臂下轰然倒塌。记者采访被关押的开发商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突然对着镜头跪了下来，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我对不起淮河边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方老……我错了。”
林江最后看了眼桌上的证据卷宗，在封面的日期栏里写下“2020年3月28日”。走廊尽头的窗户映着一轮满月，月光洒进来，像枚被擦亮的银币，落在厚厚的卷宗上。他突然想起方玉明之前说过的话，治淮工程最早的记载在《尚书》里，几千年来，淮河见证了太多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无数人为保护它付出的努力。
“水终究是要往低处流的，”老人温和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就像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林江握紧拳头，望向窗外的月光——他知道，这场关于淮河的守护，还没有结束，但至少此刻，正义的曙光已经照亮了淮城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