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的喧嚣与博弈，通过加密电波，实时呈现在南京总统府的案头。高岩仔细阅读着顾维钧发回的每一份简报，关注着联合国宪章草案每一条款的争论，共和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的每一次交锋。他的目光，却常常越过这些具体的词句，投向更深远的地平线。
他知道，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但绝非一个完美新时代的开始。这只是一个新的角斗场，规则由胜利者书写，而共和国，凭借着数十年浴血奋战、工业革新和那枚惊世骇俗的“炎黄一号”，终于挤进了规则制定者的狭窄房间。如何在这个房间里，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能为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带来一些真正的、不同于殖民与霸权的希望，是他必须思考的课题。
“主席，顾部长请示，关于《联合国宪章》中‘军备管制’与‘原子能’相关章节，我们的最终立场如何确定？美、苏、英都试图在此问题上占据道德高地并限制后来者，尤其是……”工业发展与计划委员会主任沈钧儒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尤其是针对共和国这个最新的、也是最令人忌惮的核国家。
高岩走到窗前，望着庭院中抽芽的梧桐。春意已悄然萌动，但国际政治的气候依然严峻。“军备管制……原子能……”他低声重复着，脑海中浮现出罗布泊那朵巨大的蘑菇云，也浮现出广岛、长崎的废墟影像。核武器，这把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共和国安全保障的终极盾牌，也是国际社会恐惧与猜忌的焦点。
“告诉顾部长，”高岩转过身，语气清晰而坚定，“第一，共和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我们必须坦诚面对现实：核武器的存在已经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公平、合理、可核查的国际核不扩散与裁军机制。”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这个‘公平’和‘合理’，是关键。任何机制，都不能是既得利益者（指美、苏）用来永久垄断核优势、剥夺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关切的工具。机制必须包含明确的、有约束力的核裁军时间表，所有核武器国家，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都必须承担同等义务。在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之前，共和国保留在遭受核威胁或核攻击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自卫的权利。”
这是一个既高举道义旗帜，又寸步不让地扞卫核心安全利益的立场。它巧妙地将共和国置于“核裁军倡导者”的位置，同时将美苏拖入同一个道德和责任框架内，避免被孤立指责。
“第二，关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高岩继续道，“这是我们与顾部长出发前就确定的方向。共和国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下，倡议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或类似组织，旨在促进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利用，特别是在医疗、农业、能源等民生领域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我们可以承诺，在确保和平利用、接受国际监督的前提下，向该机构提供部分技术资料和经验。”
“主席，这……会不会泄露我们的核心核技术？”沈钧儒有些担忧。
“和平利用技术与武器级技术有本质区别。”高岩摆摆手，“我们分享的是核能发电、辐射育种、同位素医疗等领域的知识。这既能展现我们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开放姿态，打破西方对我们‘神秘’、‘危险’的刻板印象，也能为我们的‘燧皇’和平核能计划争取国际资源与合作机会，更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将核议题从单纯的军事威慑，引导向造福人类的发展轨道。这叫‘铸剑为犁’。”
沈钧儒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第三，”高岩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在旧金山，除了原则表态，我们更需要具体的行动来支撑我们的主张。以我的名义，给总参谋部和‘炎黄’工程领导小组发密电：启动‘和平核盾’计划的前期研究。目标是研发一套基于我们现有核武库、但更侧重于战略威慑稳定性与危机管控的核力量运用与声明原则。包括但不限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针对无核武国家及未对我及盟国使用核武的国家）、核武库保持最低限度有效威慑、推动建立大国间核风险管控热线等。”
他这是在为共和国未来的核战略进行超前布局，旨在塑造一个“克制、负责任、可预测”的核大国形象，与美苏可能进行的核军备竞赛和边缘政策拉开距离，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小国家的理解和潜在支持。
“与此同时，”高岩对沈钧儒说，“国内‘拾珍’行动和‘启明’学者计划，要加大对核物理、放射化学、核工程等领域海外高端人才和前沿技术的引进力度，重点在核废料处理、反应堆安全、核医学等和平应用领域。我们要让世界看到，共和国发展核能，是为了照亮千家万户，是为了治愈疾病，是为了增产粮食，而不仅仅是为了制造毁灭。”
命令迅速转化为行动。南京的决策，通过电波，化为旧金山会场内外共和国代表团纵横捭阖的底气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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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苏联代表团驻地。
莫洛托夫看着手中那份由中方“非正式”转交的、关于核问题立场的要点摘要，眉头紧锁。摘要里，中国人巧妙地将“全面彻底核裁军”的终极目标与“所有核国家平等参与、同步裁减”的具体路径捆绑在一起，并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合作”作为展现善意的橄榄枝。
“狡猾的中国人。”莫洛托夫对身边的顾问低声道，“他们想把我们和美国绑在同一条船上，用‘核裁军’的口号来约束我们，同时用‘和平利用’来给自己披上文明的外衣。他们自己刚造出炸弹，就想改变游戏规则。”
“但是，他们的提议，在那些小国和反核团体中，很有市场。”顾问提醒，“如果我们断然拒绝，会被视为和平的破坏者。美国人也未必会支持我们。”
莫洛托夫当然知道。斯大林同志对核武器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拥有，必须保持优势。但要公开反对“核裁军”这个光鲜的口号，在联合国这个讲坛上，政治代价太高。
“告诉中国人，”莫洛托夫思索片刻，指示道，“我们赞赏他们对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至于核裁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根本，需要所有相关国家，特别是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最严肃、最深入的讨论。我们可以同意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但是，”他语气转冷，“任何裁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基础上，并且要充分考虑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差异。不能搞‘一刀切’。”
这是典型的苏联式回应：原则上不反对，但用“复杂性”、“监督”、“安全环境”等条件设置重重障碍，拖延实质进程，同时将皮球踢回给美国和其他国家。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面临的压力更大。美国国内反核情绪正在兴起，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核武器带来的伦理和生存危机深感忧虑。中国提出的“不首先使用”和“和平利用”倡议，很容易打动国内和国际舆论。
“我们不能让中国人独占道德高地。”斯退丁纽斯对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心领神会，“我们也要提出自己的核管控方案。强调我们拥有最成熟的核技术和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愿意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承担领导责任。但中国的提议……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现实的安全威胁。我们可以支持讨论，但必须坚持，任何裁军步骤，都必须与可核查的全面军备控制挂钩，并且要考虑到某些‘扩张主义’政权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一句，显然暗指苏联。
于是，在旧金山，围绕着核武与原子能，一场微妙的三方（实则是美苏暗中较劲，中国试图开辟新路）博弈悄然展开。共和国提出的“铸剑为犁”与“核武公平裁军”理念，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然未能立即改变大国核武库的现实，却成功激起了层层涟漪，迫使美苏不得不调整他们的叙事策略，也将“核管控”与“和平利用”正式推上了联合国的议程。
而共和国代表团，在顾维钧的带领下，一方面在公开场合高举和平、裁军、合作的大旗，赢得众多代表的好感；另一方面，在私下接触中，也开始谨慎地与一些在核材料（如铀矿）、核技术基础科学领域有潜力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部分欧洲中立国）的代表进行接触，探讨未来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合作的可能性，悄然布下一张长远的技术与资源网络。
旧金山会议临近尾声，《联合国宪章》即将诞生。共和国不仅成功确保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更以其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主张，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小国家心中，树立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列强的、既强大又似乎怀有某种理想主义情怀的新兴大国形象。
当顾维钧在闭幕式上，用中文庄严宣读共和国对联合国事业的承诺时，孙浩中校站在台下，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了牺牲在帕米尔冰雪中的战友，想起了西域延伸的钢铁轨道，想起了罗布泊那声震撼世界的巨响。这一切的付出与辉煌，最终汇聚于此，让这个古老而新生的国度，终于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殿堂里，发出属于自己的、坚定而清晰的声音。
核武的天平上，共和国放上了自己的砝码，不仅是为了平衡，更是试图为这天平，引入一种新的、指向和平与发展的刻度。前路依然荆棘密布，但第一步，已然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