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清晨，南中国的天空还挂着一层灰蒙蒙的纱幕。
素有“广州中环”之称的天河区内，一幢幢摩天大楼仍笼罩在朦胧的晨雾之中，像是一群沉默的巨人，尚未从沉睡中醒来。这个被改革开放春风率先吹醒的城市，此刻显得格外安静街道上只有零星的环卫工人挥动着扫帚，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反而衬得四周愈发寂静。
龙口西路九十二号，天成大厦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
这座在当时堪称广州地标性的高档住宅楼，外墙贴着淡雅的米黄色瓷砖，在晨光中泛着清冷的光泽。整座大厦静悄悄的，连平日里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电梯也似乎放慢了呼吸，一切都沉浸在世纪末最后一个寒冬的宁静之中。
屋内温暖如春，中央空调的送风口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小保姆齐某，像往常一样在清晨六点半准时醒来。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轻手轻脚地从保姆房走出来，生怕惊扰了还在休息的女主人。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姑娘，半年前经老乡介绍来到这户人家，至今仍对这座近三百平方米的豪华住宅感到新奇和艳羡。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布睡衣，脚上趿着塑料拖鞋，沿着铺着深色实木地板的走廊，准备去储物间拿吸尘器开始一天的打扫。
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据说是女主人从欧洲带回来的。小保姆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虽然她看不太懂那些抽象的色彩和线条，但她知道，这些东西一定很值钱。
客厅的窗帘还没有拉开，只有一线微弱的光从缝隙中挤进来，落在大理石茶几的边角上，折射出淡淡的光晕。
小保姆齐某推开走廊与客厅之间的玻璃推拉门，正准备迈步往前走。
忽然，她的目光被客厅中央一堆东西吸引住了。
那团东西静静地横陈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突兀。小保姆下意识地眯起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以为是女主人昨晚看电视时随手扔在沙发上的毛毯，或者是哪件不小心从衣架上滑落的衣物。
她正想挪步往前走。
下一秒，她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骇然看清，地上那堆东西，分明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
那抹红色在昏暗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一朵盛开在暗夜里的罂粟花，美丽而又诡异。
小保姆本能地想要尖叫，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双腿开始发抖，牙齿不受控制地打着颤，整个人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动弹不得。
她认出了那件红色睡衣那是女主人最喜欢的一套真丝睡衣，上个月刚从香港买回来的，据说花了好几千块钱。
“太太……太太？”
小保姆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试探着叫了两声，嗓音在宽敞的客厅里回荡，显得格外的惊慌和空洞。
没有回应。
那具穿着红色睡衣的身体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人的长发散落在地板上，像一摊黑色的墨水，缓缓流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泛着青紫，脖子上隐约可见几道暗红色的痕迹。
小保姆的心脏砰砰狂跳，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她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脑海里飞速翻涌着各种可能煤气中毒？一定是煤气中毒！听说冬天洗澡不开窗很容易煤气中毒，一定是昨晚女主人洗澡后忘了关煤气……
她哆哆嗦嗦地走上前去，蹲下身子，伸出颤抖的手，想要试探一下女主人的鼻息。
手伸到一半，她又缩了回来她害怕，害怕触碰到那具冰冷的身体，害怕确认那个她不敢面对的真相。
“太太！太太！你醒醒啊！”
她又连叫了数声，声音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惊恐。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小保姆彻底慌了神，她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膝盖磕在茶几的边角上，疼得她龇牙咧嘴，但她顾不上这些，连滚带爬地冲向客厅角落的电话机。
她抓起听筒，手指哆嗦得几乎按不准按键，好几次按错了号码，又重新挂断再拨。终于，她拨通了女主人姐姐家的电话号码。
“嘟……嘟……嘟……”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睡意朦胧的女声。
“大姐！大姐！你快来！太太她……她好像出事了！”小保姆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不清楚。
“什么？你说什么？慢慢说！”
“太太她……她躺在地上，怎么叫都叫不醒！好像是煤气中毒了！你快来啊！”
“我马上过来！”
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
小保姆握着听筒，整个人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客厅中央那抹红色的身影，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女主人的姐姐跌跌撞撞地赶到了天成大厦。
她叫陈旭华，比妹妹大五岁，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小区。接到小保姆的电话时，她正在厨房准备早餐，围裙都没来得及解，抓起一件外套就冲出了家门。
一路上，她不断地在心里安慰自己没事的，肯定是煤气中毒，送医院吸吸氧就好了，不会有事的。
可是当她推开妹妹家的大门，看到客厅地板上那团红色的身影时，她的心脏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旭然！旭然！”
陈旭华扑到妹妹身边，跪在地板上，俯下身去摸妹妹的鼻子。
她的手指颤抖着，凑近妹妹的鼻孔
没有气息。
一点气息都没有。
那曾经温热的呼吸，那曾经在话筒前吐露过无数动听话语的双唇，此刻冰凉如铁，再也没有任何气息流出。
陈旭华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像是有千百只蜜蜂在耳畔嗡鸣。她的眼前一阵发黑，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
“不……不可能……”
她喃喃自语着，又伸手去摸妹妹的脉搏颈动脉处，死寂一片，没有任何跳动的迹象。
皮肤是冰凉的，僵硬得像是摸在一块冷冻的猪肉上。
陈旭华终于崩溃了，她趴在地上嚎啕大哭，眼泪打湿了地板。小保姆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也跟着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儿，陈旭华猛地抬起头来，她擦了擦眼泪，跌跌撞撞地冲到电话机旁，抓起听筒，用尽全力按下了三个数字一一零。
“喂？110吗？我妹妹……我妹妹死了！你们快来！天成大厦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
她的声音嘶哑而尖锐，像是从灵魂深处撕裂出来的哀鸣。
广州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后，立即拉响警笛，驱车火速赶往天成大厦。
警车在清晨空旷的马路上飞驰，红灯也顾不上等了，一路风驰电掣。车窗外，这座南方大都市正在慢慢苏醒，街边的早点摊已经开始冒热气，早起的市民裹着厚外套匆匆走过，对即将揭开的惊天大案毫不知情。
大约十五分钟后，几名民警气喘吁吁地登上了三十一楼F室。
当他们的目光触及客厅里的景象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一名身穿红色睡衣的女子仰面倒在光洁的木地板上，脸色青紫，双目微睁，嘴唇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乌黑色。她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胸部位置的衣服上有几处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像是几朵凋零的暗红色花朵。
整个客厅虽然光线昏暗，但可以看出布置得极为简洁雅致真皮沙发、大理石茶几、进口实木地板、水晶吊灯，每一件家具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奢华。
民警们迅速在屋内巡视了一圈，发现物品并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客厅角落的保险柜门敞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沓百元大钞，粗略估计有十多万元，纹丝未动。
茶几上放着一部诺基亚手机和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旁边还有一只精致的伯爵牌手表和两台高级照相机。那只手表的表盘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一看就价值不菲。一旁散落着一些零钱，粗略数了数，大概有一千多元现金。
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拿走。
民警们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为什么凶手对这些价值不菲的财物视而不见？
领队的民警皱紧了眉头，他蹲下身仔细查看了死者的颈部，那几道深深的掐痕触目惊心。他站起身，对身边的同事低声说了句：“这不像煤气中毒，像是被人掐死的。”
随即，他通过对讲机向天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了案。
天河区公安分局与天成大厦仅仅相隔一条马路，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案发现场距离公安机关最近的命案之一了。
几分钟后，刑警大队的负责人率领着几名经验丰富的刑警、技术人员以及法医，火速奔赴现场。一行人步履匆匆，神色凝重，谁都知道，这起案件非同小可死者是一名公众人物，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放大，被议论，被传播。
到达现场后，技术人员立即拉起了警戒线，开始对中心现场进行细致入微的勘查。法医则蹲在死者身旁，开始初步检验。
刑警们分工合作，有的拍照取证，有的询问小保姆和陈旭华，有的对整层楼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中心现场，技术人员从地板的一处角落提取了一把沾有血迹的水果刀。刀刃长约十厘米，刀身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渍，在技术人员的白手套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刑警进一步调查时，从陈旭华口中了解到一个细节死者随身的钱包不见了。
“我妹妹平时出门都会带那个钱包，是LV的，棕色的，里面有多少钱我不知道。”陈旭华红着眼眶说，“我刚才找了一圈，没看到那个钱包。”
这个信息让刑警们心头一动难道真的是抢劫？可为什么保险柜里的十几万现金和桌上那些贵重物品都没有动？
疑点重重。
法医俯下身去，对死者进行更加细致的检验。
他先检查了死者颈部的伤痕那是两处明显的掐痕，间距与成年男性的手掌宽度吻合，皮肤表面有明显的皮下淤血，说明施力极大，持续时间较长。
接着，法医查看了死者胸部的刀伤共有三处，都不算太深，但刀刀见血。其中一刀刺在左侧锁骨下方，距离颈动脉仅有两三厘米，如果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进一步的体表检验和后续的解剖分析，法医最终确认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二十九日深夜十一时至三十日凌晨两时之间，死因为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那把水果刀造成的刀伤虽然出血不少，但并不致命。真正的死因，是那双手那双死死扼住她脖颈的手。
死者名叫陈旭然，一九六八年出生，广东肇庆人，自小在广州长大。
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末期的广东可谓家喻户晓。
一九八六年，年仅十八岁的陈旭然初登荧屏，主持广东电视台的《早晨》栏目。她的声音清亮动听，笑容温婉可亲，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之后，她又先后主持了《家庭百事通》等栏目，逐渐积累了不俗的人气。
后来，她被调入广东电视台文艺部，开始主持《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一周荧屏》等名牌栏目，以及各种大型文艺晚会。她的主持风格大气而不失亲和，专业而不失灵动，无论是端庄的晚会主持还是活泼的综艺节目，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她所主持的节目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电视节目奖，她本人也被公众评为“广东最受欢迎的十大明星”之一。
可以说，在当时的广东观众心目中，陈旭然就是电视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无数家庭晚饭后守在电视机前的期待。
正是因为这层特殊的身份，案发不到两个小时，“陈旭然死了”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羊城的大街小巷。
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微博，但信息的传播速度依然惊人电话、寻呼机、口口相传，人们用各种方式交换着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喜爱陈旭然节目的男女观众，甚至是一些狂热的崇拜者，纷纷通过电话、见面或者书信等各种形式，相互传递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陈旭然死了！”
“真的假的？怎么死的？”
“听说是被人杀死的，在家里被人杀了！”
“天哪！怎么会这样？她才三十岁啊！”
一时间，整个广州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广州市民的口头传播中，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说法。有人说陈旭然死于情杀，是感情纠纷引发的悲剧；有人说她得罪了什么人，被人寻仇；还有人说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真假难辨。
然而，刑警们很快就发现，陈旭然被害之后，各种传闻满天飞，从出租车司机到民航空乘小姐，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部消息”和“独家版本”。
有的说，陈旭然拥有千万家财，天成大厦那套将近三百平方米的豪宅就价值三百万元，此外她还有三辆轿车一辆奔驰、一辆皇冠、一辆宝马。相传那辆奔驰是某酒家老板赠送的，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有的说，陈旭然生前异性朋友很多，其中不乏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企业界巨子，个个身家过亿。她与这些人的交往错综复杂，很难说清楚到底有没有感情纠葛。
还有人说，案发当晚有人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在楼下停留了很久，形迹可疑……
这些传言就像一团团迷雾，将整个案件笼罩得严严实实。
办案民警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为所动，继续从刑事侦查的角度展开调查。他们心里清楚，破案要靠证据，不能靠猜测，更不能被那些真假难辨的传言牵着鼻子走。
他们决心找出真凶，拨开笼罩在这个特殊案件上的重重迷雾。
刑警们在秘密展开调查工作，可是有关陈旭然死因的传闻却一浪高过一浪。不管是民间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还是某些不良媒体为了博眼球编造的故事，都没有能够左右整个案情的向前发展。
办案民警排除一切干扰，始终不偏离中心现场所搜集到的证据，一步一步地循线追踪，紧紧咬住每一个可疑的线索。
他们反复勘查中心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楼高三十三层，三十二楼没有人居住。陈旭然所住的三十一楼套房的外墙是一整面光滑的瓷砖墙面，没有任何可供攀爬的水管、窗台或者突出物。也就是说，凶手根本不可能从楼下往上爬进屋里。
那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正门？小保姆说当晚大门是锁好的，她早上开门时并没有发现异常。
办案人员站在陈旭然住过的卧室里，仔细查看地面和墙面上的每一个斑点，试图找出能够带动全案侦破的细节。
就在这时，一名办案人员打开了卧室的窗户，把头伸出了窗外。
清晨的冷风灌进来，吹得人精神一振。
他探头往下看了看，又抬起头往上看了一眼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外的空调外机上，瞳孔骤然收缩。
“你看这里！”他立刻指着空调外机，对身旁的技术人员说。
技术人员俯身探出窗外，仔细一看空调外机上面，赫然有两只新鲜的脚印！
脚印很清晰，鞋底的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明显是有人踩踏过的痕迹。
办案人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有人从这个窗户爬进了卧室！
可是，三十一楼，距离地面将近一百米，什么人能从这个高度爬进窗户？
除非……是从楼顶下来的。
办案人员咚咚咚地登上了大厦的楼顶。
楼顶的天台铺着白色的水泥板，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光洁，放眼望去，一览无余。
然而，一名办案人员走到消防栓前时，还是发现了异常那卷消防水带明显被人打开过，而且使用过，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式规规矩矩地盘好，而是有些凌乱地堆在那里。
办案人员对视一眼，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凶手极有可能利用大厦的消防水带，从楼顶天台滑降到三十一楼卧室窗外，然后踩着空调外机，从窗户翻进房间，杀害了女主人。
而且，凶手一定是事先藏在天台上，等待时机成熟才动手的。
这个发现，让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地下了楼，他们找到大厦的管理部门，询问大楼的保安情况。
一名负责管理的中年男子热情地介绍说：“我们这座高尚住宅，外围的保安那是相当严密的。小区大门设有闸口，进出车辆都要经过保安检查才能进入停车场。每座楼的大堂都有保安员值班，大堂和电梯里都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
办案人员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惊喜，连忙打断了他的话：“第一座的闭路电视正常运作吗？”
管理人员点了点头：“肯定有的，每座都有。”
“那好，”办案人员说，“我们想看一下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监控录像。”
管理人员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还是转身去调取录像。
他手忙脚乱地打开监控设备，屏幕上却是一片雪花，什么画面都没有。
他猛地拍了一下大腿，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哎哟，我忘了……第一座的闭路电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好像是……没打开。”
办案人员的脸色沉了下来：“为什么不用？”
管理人员嗫嚅着，目光躲闪，不敢正视办案人员的眼睛：“以为……以为不会有事……”
他低下头，承认了这是一次重大的管理失误。
办案人员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但心里已经将这个信息记了下来监控缺失，无疑给案件的侦破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凶手是不是知道这里的监控坏了？或者，他根本就是大厦的内部人员，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
为了验证从天台滑降到三十一楼的可行性，办案人员再次登上了天台，决定做一次实地测试。
半小时后，一名年轻的消防战士被请到了现场。只见他熟练地将一根绳索绑在腰间，把绳索的一端固定在消防栓上，然后双手握住绳索，一步一步地往下滑。
他的动作干净利落，显然经过专业训练。
大约两分钟后，他准确地停在了三十一楼的位置，双脚踩在空调外机上，然后侧身一翻，从开着的窗户轻松地爬进了卧室。
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更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次验证，证明了凶手利用消防水带滑降到三十一楼的可能性。
同时，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凶手能够想到使用消防水带，一定是对大厦的结构非常熟悉，而且很有可能接受过相关的训练，或者至少是有一定的攀爬经验。
办案人员将侦查的圈进一步缩小凶手很可能就在天成大厦工作过，或者是曾经在这里打过工的外来人员。
经过几天的走访和排查，一个名字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丁国礼。
就在新闻媒体纷纷扬扬地爆炒所谓“陈旭然死于仇杀、情杀”之类的粉红色故事时，办案人员正默默地在现场附近展开地毯式的排查。
他们敲开一户户居民的大门，耐心地询问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您好，请问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在附近出现？”
每一户居民都对陈旭然之死表现出莫大的惋惜，有人叹息，有人落泪，有人愤愤不平地咒骂凶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办案人员提供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信息
“我那天晚上好像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楼下转悠，个子不高，穿着深色衣服……”
“前几天有个陌生人在电梯里，看我不认识他，还多看了我两眼……”
这些信息虽然零散，但都在一点点地拼凑出凶手的轮廓。
一名出租车司机对办案人员说：“十二月三十号凌晨三点多，有个年轻人在天河这边上了我的车，说是去黄埔。一路上他都不怎么说话，到了地方连零钱都没要就下车跑了，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
还有一位老太太打来电话说：“我那天带孙子在小区里玩，有个年轻人只顾着低头走路，一下子撞倒了我小孙子，连句对不起都没说就跑了，气死我了！”
另外一名保安提供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我认识一个老乡，姓丁，以前在这栋大厦打过工，后来被炒了鱿鱼。他曾经亲口跟我说过，他想干一票大的，搞点钱花……”
经过几天的外围侦查，办案人员掌握了大量的线索。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一名来自湖北的打工仔丁国礼，有重大作案嫌疑。
丁国礼，二十五岁，湖北省广水市人，曾经在天成大厦内打过工，具体工作是保洁员。后来因为工作表现不好，被物业公司辞退，此后去向不明。
这个人，无论是年龄、身份，还是对大厦的熟悉程度，都与警方的判断高度吻合。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距离陈旭然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天。
天河区公安分局每天仍然接到数不清的电话，有记者打来追问案件进展的，有热心市民提供线索的，也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观众责问公安民警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还不把某某人抓起来审问。
各种压力如山一样压在办案人员肩上，但他们顶住了，一如既往地循着已有的证据展开侦查，不为外界的声音所动。
办案人员分析，丁国礼面对每天铺天盖地关于陈旭然的报道，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他很可能已经逃离广州，潜回湖北老家避风头。
天河分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员赶赴湖北广水，扩大侦查的视线。
二十多个小时后，四名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生意人”进入了广水市区。
他们操着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逢人就打听关于收购名贵中药材的市场行情。这个伪装很成功九十年代末期，到处都有收购药材的南方商人，本地人见怪不怪。
这四个人，正是伪装成药材商人的办案人员。
他们在市井百姓的口中了解到，广水本地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意可做，许多青年男女都南下打工谋求发展，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广东东莞的某个镇上打工。
四名“生意人”似乎有些失望，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雇了一辆农用车，颠簸着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这个村子不大，住着十几户人家，稀稀拉拉的房屋散落在田野之间。夕阳将田野抹上了一层金粉，炊烟袅袅升起，显得格外静谧。
两名“生意人”在村头的一间瓦房里歇脚，另外两名继续往前面几栋房舍走去。
两名“生意人”一前一后，走到了一户姓丁的农家门前。
就在这时，一只黄狗从屋里窜了出来，对着陌生人狂吠不止，龇牙咧嘴，凶相毕露。
“生意人”显得格外慌张，大声呼喊房主出来赶狗。
一名年约半百的男人走了出来，冲着黄狗骂了一句，黄狗立刻夹着尾巴乖乖地走开了。
两名“生意人”主动和老头攀谈起来。老头见这两人长相不俗，穿着体面，像是做大生意的阔佬，便讨好地问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
“生意人”大摇其头，唉声叹气地诉说被人给坑了，说好要收一批名贵药材的，结果连对方的人影都找不着，白跑一趟。
那个个头小一些的“生意人”更是气呼呼地说：“那人说他住在这个村里，可是我们问遍了也找不到这么一个人。”
大个头的“生意人”对老头说：“老人家，您忙吧，我们走了。”
老头有些好奇地问：“你们是哪里人呐？”
“哦，我们是广州来的。”
老头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广州？我儿子也在广州打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哦？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厂？”
“他叫丁国礼，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广州，好久没来信了……”
两名“生意人”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们又和老头闲聊了几句，便客气地告辞了。
他们来到村头那间瓦房里，与另外两名“生意人”汇合，四个人提起密码箱，旋即离开了这个村子。
四名办案人员离开那个村庄后，立即与广州总部取得联系，要求专案组派专人到东莞，查找丁国礼的下落。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东莞某镇。
林立的厂房吐出一团团青烟，街道上走动着南腔北调的青年打工一族。他们的脸上挂着各种表情惶恐的、麻木的、惊喜的、思念的、平淡的、伤感的……只有一种东西是共同的：他们都是辞别家乡，为钱而来。
几天来，几名“检查员”不断地出入一家家工厂，说是检查产品质量，实际上是在寻找丁国礼的踪迹。
当他们被工厂老板领到生产车间的时候，他们对二十五岁左右的男青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家庭背景。
有一次，“检查员”在一家工厂进行“质检”时，发现一名男青年神色慌张，躲躲闪闪，便警觉地上前盘问。
就在这时，一本花花绿绿的书啪的一声从这名青年的裤腿里滑到了地板上。
这名男青年吓得脸都白了。
经过询问，此人虽然也是湖北广水人，但并不是丁国礼。不过他以前见过丁国礼，只是不知道丁国礼在哪家工厂打工。
几天过去了，“检查员”们走访了几十家工厂，仍然没有找到丁国礼的影子。
然而，在近千名打工仔中走访摸排，他们终于摸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丁国礼很可能不在东莞，而是在广州黄埔区打工。
于是，“检查员”们又悄悄地离开了东莞，折回广州。
黄埔区位于广州城区的东部，是外来打工一族比较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上千家工厂，而且每家工厂的情况都不一样，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叫丁国礼的打工仔，其难度可想而知。
办案人员继续以“检查员”的身份深入工厂，他们决定采取“以愚为智”的策略不急着抓人，而是先摸清丁国礼的社会关系，然后顺藤摸瓜，引蛇出洞。
办案人员分析，如果丁国礼杀人之后一直藏在广州，那么他肯定已经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知道了被害人的真正身份，也一定知道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程度。假如他仍然心存侥幸，玩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游戏，那他就一定会在某个地方露出马脚。
办案人员了解到，丁国礼的未婚妻也在黄埔区的一家工厂打工。于是，他们决定从查找这名女子入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人员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终于查出了丁国礼的未婚妻她在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厂打工。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暗中注视着这名女子的行踪。
第二天傍晚，丁国礼的未婚妻从工厂宿舍走了出来。她一边走，一边拿出小圆镜照了照，又对着镜子擦了擦口红。
办案人员等到这名女子拐过一个路口，才骑着两辆摩托车悄悄地跟了上去。
只见那名女子来到一家银行门前，转身走了进去。
几分钟后，她从银行走出来，沿着来时的路又走了回去。
办案人员随即闪入这家银行查询原来，丁国礼的未婚妻刚刚存了一笔钱，其中有一张面值一千元的港币。
这与案发现场陈旭然钱包内的港币特征基本吻合！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
两天过去了，丁国礼依然没有露面，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未婚妻出面处理。
但有一件事令办案人员充满信心丁国礼一定藏在这家工厂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定就在不远处窥视着，等待着。
一月十五日上午，广州格外寒冷。
北风呼啸着掠过街头，行人们裹紧衣领，行色匆匆。路边的法国梧桐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谁也不会注意到，在一家单位的外面，有一个穿着暗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正在低头打扫着枯黄的树叶。
他扫得很慢，很仔细，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的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马路对面的那扇侧门。
十一点多，一名穿着天蓝色夹克衫、年龄约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步履迟缓地从那家单位的侧门走了出来。
他似乎想走到对面的报摊买份报纸，左右张望了一下，正准备迈步过马路。
那个“环卫工”脱下了帽子，朝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汽车挥了一下手。
突然！
从那辆汽车里，从那辆汽车后面的另外几辆车里，冲出了十来个荷枪实弹的民警！他们像旋风一样冲到了青年男子的面前，将他团团围住。
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青年男子看到那些枪口，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一软，裤裆一热他尿了裤子。
民警们咔嚓一声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腕，一把将他塞进了汽车。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过十几秒钟。
路边的行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青年男子，就是丁国礼。
在审讯室里，丁国礼面如死灰，双手不住地发抖。
他知道自己完了。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对作案经过的供述，与办案人员在现场的勘察和法医鉴定结果完全吻合，细节之处无一差错。
最后，丁国礼要了一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然后抬起头，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我并不知道她这么有名……我只知道，她肯定很有钱。”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那天，丁国礼就像往常一样，悄悄地来到了天成大厦附近，暗暗地观察着进出大厦的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他对天成大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曾在这里打过工，知道每一层楼的布局，知道消防水带放在哪里，知道哪个时间段保安最松懈，甚至知道哪几户人家是单身居住。
他知道，进出这座大楼的那些轿车的主人们，都是腰缠万贯的大腕。他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出入高档场所，过着让他眼红心热的生活。
他决定，要干一票大的。
傍晚时分，一辆他所熟悉的豪华轿车缓缓驶入了庭院。
几分钟后，从车里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风采照人的女人。她戴着一副墨镜，脸上挂着职业化的怡人微笑，像一阵风一样进入了天成大厦的大堂。
丁国礼心头一阵狂喜，兴奋得喉头发紧。
他已经盯上她好一段日子了。他知道她住在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而且是一个人住。
夜越来越深，寒意越来越浓。
丁国礼决定动手。
他正了正衣装，装出心高气傲的样子，目不斜视地走进大堂，大摇大摆地上了电梯。
没有人注意他。
电梯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都仰着头盯着上方的红色指示灯，谁也没有多看他一眼。
一切就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
他到达了最顶层，然后登上了楼顶的天台。
站在天台上放眼望去，广州城在灯火的海洋中起伏着，璀璨夺目，美得不像话。
丁国礼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要是有钱，生活在广州该多好啊。
他活动了几下手腕，感觉到了身体里暗藏的力量。
他再次走到消防栓前，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又重新坐回平台上，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街上轰鸣不息的马达声渐渐微弱，整座城市慢慢沉入了梦乡。
丁国礼看到天成大厦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他站起身，散开了消防水带，一步一步地往下滑。
冷风在耳边呼啸，他的手心全是汗，但他不敢松手，死死地抓住那根救命的带子。
似乎只过了几分钟，他就滑到了三十一楼。
他的双脚踩在空调外机上，稍作停留，稳住了身形，然后蹑手蹑脚地从开着的窗户里溜了进去。
卧室里一片漆黑。
他刚走了两步，不知道踢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脆响哐当！
女主人被惊醒了。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黑暗中大声喝问：“谁？！”
丁国礼大吃一惊，本能地冲上前去，双手死死地卡住了女主人的脖子。
他从身上摸出了那把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架在女主人的胸前，压低了声音威胁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
女主人拼命挣扎，本能地进行反抗。
丁国礼心一横，向她的胸前连扎了几刀。
鲜血喷涌而出，溅在了他的手上、衣服上，温热的液体让他更加疯狂。
女主人尖叫着向客厅跑去，丁国礼追了过去，再次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一秒，两秒，三秒……
他不知道自己掐了多久，直到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丁国礼在黑暗中喘着粗气，急忙在房间里翻找财物。
就在这时，女主人竟然又苏醒了过来！她猛地跳起来，死死地抓住丁国礼，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救命啊”
丁国礼吓坏了，他再次扑上去，用尽全身力气扼住了她的颈部。
这一次，她没有再醒过来。
丁国礼搜出了一个钱包，藏在了身上，然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他登上天台，穿上鞋子，将消防水带恢复原状，然后坐电梯下楼。
在天成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门边，他把钱包里的东西掏了出来，随手把空钱包扔在了地上。
回到出租屋后，他清点了一下“战利品”只有寥寥几千元港币。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刚才的一幕那个女人，到底死了没有？
他猛地想起，那把水果刀还留在现场，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那个女人叫陈旭然，是广东着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已经死了。
他一开始很害怕，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公安不可能知道是他干的。没有人看见他上下楼梯，即使有人看见他坐过电梯，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于是，他决定藏匿在广州。他倒想看看，公安会怎么忙活。
陈旭然之死在媒体上炒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归于了平静。
丁国礼自以为危险已过，便忍不住和未婚妻见了面。
他当然不知道，公安在案发后没几天，就已经把侦察的圈子锁定在了他的头上。
丁国礼说，他当时以为陈旭然只是再次昏了过去，没想到她竟然真的死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现场勘查，丁国礼在离开陈旭然家之前，曾经特意到厨房扭开了煤气炉的开关他分明是想伪造煤气中毒的现场，来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残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丁国礼死刑。
丁国礼认为判得太重，当庭表示要上诉。
然而，法律不会因为他的上诉而改变公正的判决。
一九九九年四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丁国礼的上诉，核准死刑。
一颗罪恶的灵魂，终于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