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说“我答应你”，也没有说“我一定会回来的”，她只说了一个字——“好”。
但周景轩知道，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比什么都重。
他伸手把她额前的碎发拨开，手指碰到她额头的时候，她的皮肤是凉的，他的手指也是凉的。
“去吧，”他说，“车要开了。”
杨慕心点了点头，拉着行李箱转身往大巴的方向走。
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站在原地，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在忍着不去拉她。
她看着他，看了两秒，然后转身继续走。
上了大巴，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上的水汽擦掉一块，往外看。
周景轩还站在那里，没有走。
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医院大门。
杨慕心透过那小块擦干净的玻璃，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她把窗户上的水汽又擦了一下，但那块地方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银镯子。
“平安”两个字被袖子遮住了，她翻了一下手腕，让那两个字露出来，看了看，然后把袖子拉下来，盖住了。
~
武汉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
她想象过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热干面、樱花。
但她到的时候，武汉是一座空城。
街上没有人，没有车，没有声音。
路灯亮着，红绿灯还在变换颜色，却没有车走。
风穿过空旷的街道，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礼堂里独自鼓掌。
~
医院里是另一种样子。
人很多，多到走廊里都挤满了，却不嘈杂。
病床上的人不说话，因为他们没有力气说话；陪护的人不说话，因为他们的嗓子已经哭哑了；医生和护士也不怎么说话，因为说话需要力气，而他们的力气都用在别的地方了——用在穿防护服上，用在扎针上，用在写字上，用在扶着墙喘气上。
杨慕心被分在重症监护室。
第一天进病房之前，她在更衣室里穿防护服，N95口罩、帽子、第一层手套、防护服、第二层手套、鞋套、护目镜、面屏，一层一层地裹上去，像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
穿好之后她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白色的，臃肿的，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她的眼睛在护目镜后面眨了一下，镜子里的人也眨了一下。
~
她走进病房的时候，心跳得很快。
她知道，从这个门走进去之后，她就不是杨慕心了——她是“杨护士”，是病人的手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绳子。
~
第一个星期是最难的。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死。
她看着一个人在她面前死去，心跳从一百二掉到八十，掉到四十，掉到零，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长的“嘀——”，平直的，没有起伏的，像一条永远流不到海了的河。
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刚抽出来的针管，药还没推完，人已经没了。
她看着那条直线看了三秒，然后把手里的针管放下，去拔输液管，去关监护仪，去盖白布。
走出病房之后，她靠在走廊的墙上，防护服摩擦着墙壁发出沙沙的声音
她不敢哭——哭了护目镜会起雾，起雾了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就不能工作了。
她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隔着两层口罩和一层防护面屏，那口气吸得很费力，像是有人把一块湿毛巾捂在了她的脸上。
她吸完了，直起身，走进下一间病房。
~
后来她习惯了。
不是习惯死亡，是习惯忙碌。
忙到没有时间想任何事，没有时间害怕，没有时间难过，没有时间想周景轩，没有时间想菱城，没有时间想那顿还没有吃完的火锅。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进病房，下午两点出来吃午饭，十五分钟吃完，再进去，晚上八点出来。
脱掉防护服的时候，里面的衣服全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手被汗水泡得发白，皮肤皱成一团一团的，指甲盖下面有紫色的淤血——是手套勒的。
脸上被口罩勒出两道红印子，从鼻梁到耳后，深深的，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她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觉得那个人不像自己。
镜子里的人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进去了，嘴唇干裂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
~
她每天晚上给周景轩发一条消息。
她不敢打电话，她怕听到他的声音，怕自己会哭，怕哭了就停不下来。
她发的内容很简单——“今天还好，你呢？”周景轩每次回得很快，也是很简单的内容——“我也还好，你多吃点。”
两个人像两台机器一样，每天交换着同样的信息，像是在确认对方还在。
但她没有告诉他，她今天给一个病人做了心肺复苏，做了四十分钟，手都按麻了，人还是没救回来。
她没有告诉他，她今天在走廊里摔了一跤，防护服刮破了一个口子，她拿胶带粘上了，继续走。
她没有告诉他，她今天的午饭是一碗泡面，泡了太久，面都坨了，她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
她没有告诉他，她今天量体温的时候，三十七度五。
她看着体温计上的数字，等了十分钟，又量了一次，三十六度八。
她把体温计甩了甩，放回去，没有告诉任何人。
~
有一天她收到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不是周景轩发的，是蓝故宜发的。
“杨慕心，我知道你很忙，不会看手机，但我还是想说。我梦到程辞怀了，程辞怀说今天执勤的时候抓了一个小偷，跑了好几条街，回来的时候鞋都跑烂了，他跟我说‘你告诉杨慕心，我也在保护这个城市，跟她一样’。我说你自己不会说吗，他说他不好意思。我觉得很好笑，所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等你吃火锅。”
杨慕心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这条消息，她的嘴角翘了一下，很轻，很快，像水面被风吹出来的第一道波纹。
她把手机放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不是打印的，是拍立得，周景轩在订婚那天拍的。
照片里她戴着那对银镯子，手腕举在镜头前，手指张开，戒指上的小花在灯光下反了一个很小的光点。
照片的底部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是周景轩的字迹，歪歪扭扭的——“2020年1月5日，杨慕心答应嫁给我了。”
她把照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了几行字。
字很小，写得很急，笔迹有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周景轩，我今天救了一个人。他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插管的时候一直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后来他醒了，松开了，跟我说谢谢。我说不用谢，应该的。但我想告诉你，他的手很暖。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好。等我回来，我们再去吃火锅。这次我陪你吃辣。”
写完之后她把照片放回床头柜上，关了灯。
窗外的武汉是黑的，没有车灯，没有路灯，整座城市像是在沉睡，又像是在昏迷。
她闭上眼睛，听到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呜哇呜哇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夜的深处。
她数着那个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数到不知道第几下的时候，睡着了。
~
那段时间她瘦了整整一圈，脸颊凹进去，颧骨突出来，锁骨下面那两根骨头像两道浅浅的沟壑。
但她每天还是六点起床，七点进病房，晚上八点出来。
她还是不发朋友圈，不打电话，只发那两句话。
周景轩还是回那两句话。
两个人像是隔着一条很宽的河，站在两岸，看不见彼此，但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很远的，很轻的，但确实能听到。
她最后一次给周景轩发消息是2月17号的晚上。
那天她特别累，比平时都累。
她在病房里待了十四个小时，中间只出来了一次，吃了两口面包，喝了一杯水。
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没有力气了。
她的腿也在抖，膝盖以下的部位像是被灌了铅，每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但她没有停下来，因为还有病人，还有病人需要她。
她走出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
武汉的二月还是很冷，风从长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湿冷的，钻进骨头缝里。
她站在医院门口，裹紧了羽绒服。
羽绒服是周景轩的，黑色的，很大，把她整个人都包进去，和订婚那天她穿的那件一样。
她缩在领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拿出手机，给周景轩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有点累，但还好。你呢？”
发完之后她等着。
等了五分钟，没有回。
平时他都是秒回的。
她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回。
她想他大概是在忙，或者睡着了。
她把手机收起来，走回宿舍。
~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菱城，梦到那家羊肉馆，梦到程辞怀举着酒杯说“敬你一杯”，梦到蓝故宜在旁边笑，梦到周景轩坐在她旁边，给她夹菜。
她梦到自己坐在火锅旁边，红油锅在翻滚，清汤锅也在翻滚，蒸汽升起来，模糊了所有人的脸。
她想看清他们的脸，但越看越模糊，越看越远，最后只剩下白色的蒸汽，和蒸汽后面若隐若现的灯光。
她醒了。
凌晨三点，宿舍里很暗，只有走廊的灯从门缝底下漏进来一线光，白白的，冷冷的。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跳得很快，但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伸手摸了摸枕头，枕头是湿的——她哭了。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她拿起手机，周景轩还是没有回消息。
她打了一行字——“我想你了。”看了几秒，又删掉了。
她把手机放回去，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她不知道，那条消息永远不会被看到了。
~
第二天早上，她在病房里倒下了。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
同事说她早上七点进了病房，八点的时候有人看到她蹲在走廊里，靠着墙，手捂着胸口。
有人问她怎么了，她摇了摇头，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蹲下去了。
然后她就倒下去了。
没有声音，没有挣扎，就像一棵树被风吹倒了，很轻，很安静。
同事们冲过来，把她平放在地上，有人开始做心肺复苏，有人跑去拿急救设备，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杨慕心——杨慕心——”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
她没有回答。
她躺在地上，脸是白的，嘴唇是紫的，眼睛闭着，睫毛在灯光下投出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对银镯子，“平安”两个字被袖子遮住了，没有露出来。
抢救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里，她的心跳恢复过两次，又停了两次。
第一次停了，按回来了；第二次停了，没有按回来。
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长的“嘀——”，平直的，没有起伏的，和她见过的无数次一样。
但这一次，那条线是她的。
有人把她的手机从更衣柜里拿出来，翻到紧急联系人的号码。
第一个是周景轩，第二个是蓝故宜。
那个人先拨了周景轩的号码，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
然后又拨了蓝故宜的，响了两声，接了。
“请问您是杨慕心同志的家属吗？”
蓝故宜后来跟周景轩说，她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整理相册。
她听到对方说的话，手里的相册掉在了地上，翻到了火锅店的那一页，四张笑脸朝上，程辞怀的筷子伸到镜头前。
她没有哭，只是坐在地上，看着那张照片。
周景轩第二天才知道。
他的手机在开会的时候调了静音，等他看到未接来电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他回拨过去，对方接了，说了一句话。
他听完之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