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办公楼，三层，厂长办公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着，将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远处车间的隐约轰鸣隔绝在外。室内的空气凝滞而沉闷，混合着上等茶叶的清香、高级烟丝燃烧后的余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压力。
杨建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也没有烦躁地踱步。他端坐在会客区的单人沙发上，面前的红木茶几上放着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汤碧绿，热气袅袅。他微微低着头，专注地吹拂着茶杯表面细小的浮沫，动作缓慢而稳定，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甚至没有抬眼去看对面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专案组派来的两名干警，一男一女，男的神色沉稳，女的正是白玲。他们刚刚表明身份和来意，语气客气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希望杨厂长就近日轧钢厂发生的生产事故、以及相关案件调查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必要的协助和说明。
“杨建国同志，”白玲开口，声音清晰，“关于前几日三车间冲压机传动轴断裂事故，厂里初步的调查结论是设备老化和操作疏忽。但我们在后续侦查中，发现了一些可能与人为破坏相关的疑点，特别是涉及已故职工刘三的一些情况。我们了解到，事故前你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事故性质的高度怀疑，并提出了‘敌特破坏’的可能性。能否请你详细回忆一下，当时是基于哪些具体迹象或信息，做出这样的判断？”
问题直指核心，却又绕开了最敏感的直接指控。
杨建国吹拂茶沫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直到白玲问完，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茶杯边缘偶尔发出的极其轻微的瓷器碰撞声。
几秒钟后，他才缓缓放下茶杯，杯底与茶几接触，发出“嗒”的一声轻响。他抬起头，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疲惫、困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领导干部式忧虑的表情。
“白玲同志，”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显得有些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坦诚和无奈，“关于那次事故，作为一厂之长，我的首要责任是保障生产安全，揪出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和集体财产安全的隐患。当时看到设备损坏严重，两位工人同志受伤，生产线停滞，我心里着急啊！说了一些可能不够严谨、带有情绪的话，也是希望引起全厂上下的高度重视，彻查原因。”
他顿了顿，拿起茶杯，又轻轻抿了一口，似乎在斟酌词句。
“至于你提到的具体迹象或信息……”他缓缓摇头，眉头微蹙，露出回忆思索的神情，“坦白说，当时主要是基于事故本身的严重性和突发性，以及……嗯，最近社会上和厂里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让我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和警惕。王翠兰特务案暴露，四合院那边又接连出事，我作为厂领导，压力很大，神经也绷得比较紧。看到生产事故，难免会往更坏的方向去想，这是我对敌斗争警惕性的一种体现，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
他巧妙地将自己的“怀疑”归结为领导干部的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避开了任何具体指向，也撇清了与刘三的直接关联。
白玲并不意外，继续问道：“那么，关于刘三这个人，你平时了解吗？据我们调查，事故前几天，有人曾看见你在厂区附近与刘三有过接触？”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几乎触及了红线。
杨建国的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控制得极好，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疑惑：“刘三？机修班那个老油子？我对他印象不深，只知道他技术还行，但作风有点问题。至于接触……”他认真地想了想，摇头道，“白玲同志，这话从何说起？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厂务，接触的干部职工成百上千，不可能每个人都记得清楚。如果是在厂区偶然碰到，点个头、说句话，那有可能，但特意接触？绝对没有。你们是不是听错了，或者有人看错了？”
他完全否认，语气笃定，将可能的“目击”推诿为误会或误认。
“我们接到群众反映，看到你和刘三在南城‘老顺兴’茶馆后巷附近交谈。”白玲紧追不舍，点出了具体地点。
杨建国脸上露出一丝被冒犯般的不悦，但很快克制住，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愤慨：“荒唐！我杨建国大小是个厂长，有什么事情需要在那种地方、和那种人私下交谈？这完全是污蔑！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生事，干扰公安破案，破坏我们轧钢厂的稳定！白玲同志，我希望你们能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他反过来指责反映情况的人“别有用心”，并试图将话题引向“破坏稳定”的高度。
白玲没有被他带偏，平静地追问：“那么，关于刘三在事故后突然死亡，以及街道干部李大姐反映，聋老太在探视阎埠贵后‘意外’遭遇车祸身亡，这几件事之间，杨厂长有什么看法吗？是否觉得过于巧合？”
这个问题，几乎是将所有疑点串联起来，摆在了明面上。
杨建国的呼吸微不可察地窒了一下。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微微蜷缩，但脸上依旧维持着镇定，甚至露出一丝深沉的悲痛和遗憾。
“刘三同志的死，还有后院那位聋老太太的意外，都令人痛心。”他缓缓说道，语气沉重，“刘三的死，厂里也深感意外和惋惜，正在配合公安调查。至于聋老太太……唉，年纪大了，耳朵又背，晚上出门确实不安全。这些不幸接连发生，确实让人感到世事无常。但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是什么‘巧合’……白玲同志，我是搞生产的，不是搞侦破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公安同志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他再次将球踢回给公安，同时巧妙地用“世事无常”和“相信公安”来淡化事件的关联性，将自己完全置于一个旁观者和配合者的位置。
整个询问过程，杨建国表现得滴水不漏。他承认自己因“警惕性高”而可能“反应过度”，但否认掌握任何具体信息或与关键人物有特殊接触；他表现出对下属死亡的“痛心”和对公安的“信任”，却巧妙回避所有实质性问题；他语气时而坦诚，时而愤慨，时而沉重，将一个承受压力、略有失误但总体上正直负责的领导干部形象，塑造得相当完整。
白玲和同来的干警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比如他是否认识已故的王翠兰、对聋老太的了解程度、近期是否有异常的人或事找他等等，杨建国的回答要么是“工作接触，不熟”，要么是“院里老人，了解不多”，要么是“没有异常”，全都无懈可击。
询问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杨建国面前的茶杯续了两次水，他始终保持着那种沉稳中带着适当情绪波动的姿态。
最后，白玲合上笔录本，站起身：“杨厂长，感谢你的配合。今天的询问就到这里，如果后续调查中还有需要向你了解的情况，可能还会打扰。”
杨建国也站起身，脸上恢复了平日的严肃和一丝疲惫，他点点头：“配合公安机关办案，是我应尽的义务。随时欢迎。也希望你们能早日破案，还我们轧钢厂一个清净，给死者一个交代。”
礼貌，周全，无可挑剔。
白玲和同事离开了厂长办公室。厚重的木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那个依旧站在茶几旁、目光深沉地望向门口方向的杨建国。
走下楼梯，来到办公楼外，清晨略带寒意的空气让白玲精神一振。同来的男干警低声道：“白姐，这家伙……滑不溜手啊。”
白玲点点头，眉头微蹙：“预料之中。他早有准备，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不过……”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办公楼，“他越是表现得完美无缺，越说明他心里有鬼。刚才提到聋老太和刘三之死的‘巧合’时，他的呼吸和手指的细微反应，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
“那我们下一步？”
“继续施压，但方向要变。”白玲目光锐利，“他不是说相信我们公安吗？那就让他‘相信’到底。把刘三之死、聋老太‘意外’的调查进展，有选择性地、似是而非地透露一些给厂里，特别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同时，加强对他的外围监控，不仅仅是行踪，包括他所有的通讯渠道、资金往来、甚至……他可能藏匿罪证或准备后路的地方。”
她顿了顿，补充道：“另外，通知四合院那边的同志，加强对一大妈的监控。杨建国这里暂时打不开缺口，或许那个沉默的老妇人，会是我们新的突破口。聋老太死了，如果一大妈真是她的助手或联络人，现在一定是最恐慌、最可能有所行动的时候。”
两人快步走向停在厂门口的吉普车。办公楼三楼那扇窗户后面，杨建国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离去，直到车子驶出厂门，消失在街道尽头。
他脸上的镇定和沉重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鸷到极点的冰冷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走回办公桌后，没有坐下，而是猛地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紧紧攥在手里。
刚才的应对，他自认为没有露出破绽。但那个女公安最后的眼神，让他感到极度不安。那是一种洞悉一切般的锐利，仿佛已经看穿了他精心构筑的伪装。
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聋老太的死，密码纸的暴露，已经让局面彻底失控。他不能再待在这里坐以待毙了。
必须加快行动！必须在公安找到确凿证据、或者那个隐藏在暗处的“鬼”再次出手之前，拿到那件东西，然后……彻底消失！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那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的，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张牌，也是他通向另一个身份、另一段人生的钥匙。
只是，要拿到那件东西，他需要冒险。需要亲自去一趟那个地方，那个只有他和聋老太知道确切位置的、藏着“黄雀计划”最终核心秘密的……
他深吸一口气，将文件袋锁回抽屉，眼中闪过一抹孤注一掷的狠厉。
茶杯后的铁幕，看似稳固，实则已经布满了裂痕。而幕后的操纵者，正在为最终的逃离，做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