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公祠的门是新漆的。
黑漆，刷得急，门钉上还挂着一层，没擦。门口两个卫兵，枪是新枪。陆行舟走进去，卫兵看了他胸前的证章一眼，没看脸。证章是前天发的，铜的，编号在背面。
院子里两排梧桐，叶子已经张开了。南京五月，日头一出来就烫，树底下还能站人。树底下站的人不少，都是等着分屋子的。本部还都八九天，屋子分了三回，三回都没分完。
他往里走。
二进院东厢是情报处。门上挂了牌子，牌子是纸的，压在玻璃框里，字是他自家写的。处里三个股，研判股在最里头一间。门上又一张纸：研判股。底下两行小字，股长一行，副股长一行。股长那一行写着宣延龄，副股长那一行写着他。
宣延龄他没见过。到南京八九天，这个名字只在门上见过。人在哪里，处里没人讲，他也没问。股里的公事一天一摞，摞在他桌上，他看完，拟稿，誊清，送上去。送上去的稿子末尾要签字，他签副股长，再往上一格，盖股长的章。章在他抽屉里。
章是处里发下来的，交给他的时候，发的人讲了一句：“宣股长没到，章你先管着。”
他管着。管了八九天，盖了几十回。一张稿子上头两个名字，一个人的字，一个人的章。字是他的，章是没见过的人的。
走廊是穿堂的，东头通西厢。西厢挂的牌子也是纸的，上头只写了“委员会办公室”六个字。国防部那边派来的。改组的事，上头讲了要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就在这里。委员几个，叫什么，本部这边没人讲得清。讲得清的是每天早上八点，西厢的人从西门进，东厢的人从东门进，走廊上碰着，谁也不点头。
他每天走这条走廊。
走廊里的地砖是旧的，一头高一头低，中间一块松了，踩上去响。西厢的人踩过去响一声，东厢的人踩过去也响一声。响声一样。
译电科缩了三成，方鉴清的科挪在前院，人只剩原先的一半。他是本部还都头一天被拨到研判股的，方鉴清送他过来，站在门口讲了一句：“研判股好，清净。”讲完就走了，走廊上那块砖响了一声。
今早他踩过去的时候，西厢的门开着，里头一个人在打电话，电话里讲的是遗档。
“三处。”那人讲，“三处，我们只拿到一处的钥匙。”
门关上了。
遗档分三处存。
这是席之桓定的。第一处在城北一座仓库，公馆那三十七箱，老板在渝那批私档，封条是席之桓亲手贴的，钥匙在他身上。第二处在洪公祠后进那间库房，老库那三十一箱，从下关的车上直接进去，喻子丹押到库门口，册子交上去，押运队的差事完了。他造的那本册子，装在誊清匣里，跟箱子一道锁在第二处。第三处还是空的。
空的那一处，处里的人都晓得留给谁。上海的旧档，清点完了要运过来。上海那批比重庆的多，多得多。
席之桓叫他，是在午前。
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在正房，窗子朝南，梧桐叶子把日头挡了一半。席之桓坐在窗子底下，桌上一摞纸，一支笔。他进去，席之桓没抬头。
“坐。”
他坐了。
“册子，”席之桓把笔搁下，“你抄过几遍？”
“一遍。”
“一遍。”席之桓看着他，“六十八箱，一遍。”
“抄字的，抄一遍。”陆行舟说，“留底的是库，不是人。”
席之桓没接这句。他把桌上一张纸推过来一寸，纸上是三行字，三处的名目，底下各一个钥匙的记号。第一处一把，第二处两把，第三处空着。
“第二处两把。”席之桓说，“一把在我。一把，你晓得在谁那里。”
他晓得。隔壁那间，打电话的那个人。委员会拿到一处的钥匙，拿到的就是第二处。
“他们要看册子。”席之桓说，“看，可以。看完，册子回库。人不进库。”
“人不进库。”
“你陪着看。”席之桓把纸收回去，“你造的册，你认得哪一页是哪一页。他们认不得。”
这句话讲完，席之桓又拿起笔。他等了一下，没有第二句。他起身，出门，走廊上那块松砖响了一声。
下午西厢来人看册子。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些，拿一个本子；一个年轻，不拿东西，只看。册子从第二处提出来，装在一只皮匣子里，两个兵押着，搁在研判股的桌上。皮匣子打开，册子拿出来，他站在桌边。
年纪大的翻。翻得慢，一页一页，箱号对箱号，眼睛在纸上，手指也在纸上。翻到二十九号那一页，手指停了一下。二十九号那一行写的是“渝密五十三号，名单卷，一册，五十九页”。
“里头是什么？”年纪大的问，眼睛没离开纸。
“造册不看内容。”陆行舟说，“看的是箱号、卷号、页数。”
手指过去了。
年轻的那个没看册子，看的是他。看了一会儿，开口：“陆副股长在重庆，就是造册的？”
“抄字的。”
“抄字的，抄出六十八箱。”年轻人笑了一下，“抄得清楚。”
“箱子清楚，册子就清楚。”
年纪大的翻到末页，合上。合上的时候，年轻的把手伸过来，想再翻一遍。年纪大的按住了。
“回库。”年纪大的说。
皮匣子扣上，两个兵押走。年轻的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门上的纸，看的是股长那一行。
“宣股长几时到？”
“不晓得。”
“章在你手里？”
“章在抽屉里。”
年轻人没再问，走了。走廊上松砖响了两声。
他坐下，把抽屉拉开一条缝。章在里头，一枚木头章，刻的是别人的名字。他把抽屉推上。
抽屉推上，他才想起一桩事。那年轻人从头到尾没报过姓名，也没问他的。西厢的人不报名，东厢的人不问。这八九天，两边都是这个规矩。
门东的天井里有两盆葱。
葱是曼丽种的，种了三天，长了一寸。他回来的时候她蹲在天井里数葱叶，青石板叫日头晒了一天，还烫。
“今朝洪公祠有电灯没有？”
“有。”
“亮不亮？”
“亮。”
“那这一盏点不点？”她拿下巴指了指堂屋门槛边的桐油灯。灯擦过了，灯座上的磕痕擦得发亮。
“点。”
她哼了一声，起身去灶间。灶间里是鸭血汤的味道，隔壁老太太教的，汤要清，血要嫩，她学了三回，这一回像样了。
盛汤的时候她讲了方太太的事。方太太今朝又来过，讲颐和路后头那二楼，跟人合住，楼下那家还在煎带鱼。“合住有啥不好，”曼丽说，“楼下煎鱼，楼上不用开火。”她讲这话的时候眼睛在天井里，两盆葱那一头。
他吃了一碗。吃完，起身。
“出去一趟。”
“做啥？”
“买墨。”他说，“股里的墨发下来是烟灰，写不上纸。”
“南京墨贵。”曼丽从灶间探出头，“老太太讲，评事街那一头的铺子公道，门东这一头的宰人。”
“评事街。”
“多大事啊。”曼丽把这四个字学得七成像，“早去早回，天井里蚊子多。”
评事街在城南，离门东不远，走过去两刻钟。
街上铺子多，笔墨庄有三家。他前两晚各去过一家，问的是同一句话，两家掌柜都讲徽州的松烟墨有，新的，要旧年的没有。他谢过，买了一锭，走了。规矩是重庆那边讲的：到了地方，铺子自家找，话不换。今晚这一家在街尾，门脸小，招牌上三个字，文瑞斋。
门里点的是电灯，灯泡小，黄的。柜台后头一个人在裁纸，五十出头，袖口挽着，手上一层墨，洗不掉的那种。他抬头看了一眼，没讲话。
“有没有徽州的松烟墨？”陆行舟说，“要旧年的。”
裁纸的手停了。
“旧年的没有。”那人说，话讲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前年的，成么？”
“前年的更沉。”
那人把裁纸的刀搁下，从柜台底下摸出一锭墨，搁在台面上。墨是旧的，漆皮发暗，边上一道磕。陆行舟没伸手去拿。
“重庆讲你要来。”那人说，“来了几天了？”
“八天。”
“八天，走了三家铺子。”那人说，“规矩没错。重庆那头怎么走，这里怎么走。”
他把墨推过来。“往后买墨，来这里。平日一月一回，有话另说。急的，桃叶渡旧码头，石阶，第三级，缝里。三天一取。这条街上，你是买墨的。买了墨，记得用。”
“记下了。”
“我姓经。”那人说，“经晋卿。”
陆行舟没有报自己的名字。那人也没有问。电灯泡在头顶上晃了一下，街上过了一辆洋车，车铃响了两声。
经晋卿把裁到一半的纸拿起来，接着裁。裁了两刀，才又开口。
“一句话，给你。”他说，“沪上来的旧档，要进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