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楼门口贴着三张封条。
一张市府的，红纸黑字，贴在门框正中，纸角翘了。一张党部的，贴在市府那张的上头，压住半截。第三张最新，白纸，蓝印，贴在门锁上，印是国防部的，日期是昨天。
三张封条，一把锁，门里头空着。
郑百川站在台阶下头仰着脸看。他今天穿的是便装，一身灰绸长衫，手里一把折扇，扇子没打开。两部洋车停在梧桐树底下，车夫蹲着抽烟。
“百川兄，侬看。”忻鼎臣站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头，一双眼睛在楼上楼下扫，“三层，红砖，钢窗，地板是柚木。日本人民国二十八年造的，住吉商会，做棉纱。日本人走的时候，家具一件没搬。”
“家具？”
“红木的。还有一架钢琴。”
陆行舟站在两个人后面半步，手里夹着一个公文夹，是从本部出来带着的，里头是空的。郑百川早上到研判股门口叫他，说去看一处房子，侬眼睛尖，跟我去看一眼。他就跟来了。
中山东路的梧桐已经长满了叶子，五月底的太阳从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三张封条上。街上过一部吉普，车斗里码着藤箱，开得很快，扬起一街的灰。
对面一家绸缎庄，门板上也贴着封条，封条上头又贴了一张，写的是“已接收”。再往东一家日本人开过的药房，招牌拆了一半，拆下来的半块靠在墙根，字朝里。两个苦力蹲在半块招牌旁边，等活。
忻鼎臣把门房叫过来开锁。门房是个本地人，五十多岁，钥匙挂在裤腰上，一串。他看看封条，看看郑百川，又看看陆行舟身上的军服，把锁开了。开锁的时候他绕开了国防部那一张，钥匙从锁眼里下去，纸没碰破。
“这楼，”门房说，“一个月来了四拨人。”
楼里是空的。
一楼大厅，地板上落着一层灰，灰上头有几块干净的方，长的是柜子，方的是桌子，墙角一块大的，弧形，是钢琴。方块边上灰积得厚，方块里头没有灰。
“家具呢？”郑百川问。
忻鼎臣没答。门房在后头答了：“前天夜里搬的。三部卡车。”
“谁搬的？”
门房指了指门上。国防部那一张封条，是昨天贴的。
郑百川把扇子在手里转了半圈。他没讲话。
陆行舟蹲下去，用手指在方块边上抹了一下。灰是新落的，薄薄一层，底下的地板还亮着。他站起来，把手指在公文夹背面擦了擦。
“百川兄。”忻鼎臣把声音压低了，“家具是家具，楼是楼。家具搬走了，楼还在。市府要，党部也要，国防部那边也要。三家争一栋楼，争到年底也争不出来。这时候，要是本局的封条贴上去——”
“贴上去怎样？”
“本局的封条，哪一家敢揭？”忻鼎臣笑了，“揭封条是罪名。楼封着，封三个月，三个月里头，同乡会出面，租。租下来，楼上做会馆，楼下做商号，宁波人在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百川兄，侬是主席，二楼朝南那一套，是主席的。”
郑百川把扇子打开了，扇了两下。
“老齐在上海，”他说，“来了一封信。三页纸，两页讲的是上海的接收。”
他从长衫口袋里把信摸出来，没有递给谁，自己看着念了一段。
“上海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五子登科。房子，车子，条子，票子，女子。接收委员一到，先封楼，再封车，金条论根，票子论捆。一栋洋楼，早上还是敌产，晚上就是某公馆。老齐说，他分了一处弄堂房子，一辆道奇。他还说，南京的楼比上海便宜，同乡若有门路，莫错过。”
他把信折起来，塞回口袋。
“老齐分了一辆道奇。”他又讲了一遍。
忻鼎臣看着他。门房站在门口，看着地板。陆行舟看着那一块弧形的干净地方。钢琴搬走的时候，有一条腿在地板上拖了一道，道子从墙角一直拖到门槛。
“行舟啊。”郑百川转过来，“侬看。”
他讲的是楼。楼三层，钢窗，柚木地板。他讲的也不是楼。他挂着参议，等委任，等了十来天，委任没到，先到的是一栋楼。城南那一处两进有井的房子，是租的，他太太天天讲“分得不好住自家的”，讲了十来天。
陆行舟没有马上答。
他把公文夹换到左手，右手指了指门上。
“郑站长，那张封条，昨天贴的。”
“我看见了。”
“昨天贴的封条，前天夜里搬的家具。”陆行舟说，“先搬，后封。搬的人，跟贴的人，是一家。”
郑百川的扇子停了。
“国防部那边的封条，贴上去之前，东西已经走了。”陆行舟说，“他们要的不是楼，是楼里的东西。东西拿走了，楼留下来，封条留下来，留给后头的人争。谁贴第四张，谁就跟前头三张对上。市府是市府，党部是党部，这两家争，争的是楼。国防部那一张，争的不是楼。”
“争的是啥？”
“争的是本局。”陆行舟说，“改组的人在隔壁办公。缩三成的名单，还没有贴。这时候本局贴一张封条在国防部的封条上头，隔壁那几位，正等着这个。”
忻鼎臣的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郑百川没有讲话。他看着门上那三张纸，看了很久。
“老板刚走两个月。”陆行舟把声音放得更低，“追悼开过，档封了，人还没散。局里现在每一双眼睛都是红的，缩三成，谁留谁走，都在看谁先伸手。老板尸骨未寒，谁伸手，谁先挨刀。”
他停了停。
“老板在的时候，封条盖的是局，挨刀的也是局。老板不在了，封条盖的是局，挨刀的是人。”
大厅里静了。门口梧桐叶子响，街上又过一部吉普。
郑百川把手里的扇子合起来。合起来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不是怕，是缩。他缩回来的那只手，在长衫的袖口里头攥了一攥。
他骂了一句宁波话。
骂得很短，四个字，骂的不是陆行舟，也不是忻鼎臣。骂的是那块弧形的干净地方，钢琴走了，留一道拖痕。
“阿忻。”他说，“楼，侬自家去争。本局不掺和。”
“百川兄——”
“同乡会要落脚，我出份子。份子出得起。楼，我不碰。”郑百川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槛，回头，“道奇也不碰。”
忻鼎臣站在大厅当中，看着地板上那些干净的方块。他没有追出去。
门房把锁重新扣上，钥匙从锁眼里退出来，还是绕开了那张封条。
回来的路上，郑百川一句话没有讲。洋车过鼓楼，他把扇子在膝盖上敲了三下，敲完，把那封信又摸出来，看了一眼，没看完，塞回去。到了城南岔路口，两部车分开，他隔着车篷讲了一句：“行舟啊，今天这一趟，侬没来过。”
“没来过。”
洋车拉到门东，天已经擦黑。
巷口有卖鸭子的挑子，盐水鸭斩好了摆在案板上，白的皮，粉的肉。曼丽站在挑子前头，跟卖鸭子的讲价，讲的是南京话，讲得不像，卖鸭子的一直笑。房东老太太在旁边替她撑腰，一句“多大事啊”，鸭子便宜了两角。
“当家的。”曼丽提着鸭子回来，看见他，眼睛先落在他脸上，再落在他手里的公文夹上，“郑太太下午来了。讲郑站长去看洋楼。三层的，有钢琴。”
“看过了。”
“住不住？”
“不住。”
曼丽提着鸭子，走了两步，走到天井里。天井青石板，扫得干净，墙根两盆葱，是她前几天种的，叶子刚起来。
“洋楼有没有天井？”她问。
“没有。”
“那不住也好。”她说完，进灶间去了。
老太太跟在后头进院子，路过他身边，慢悠悠讲了一句：“陆先生，洋楼有啥好，冬天冷，夏天热，楼梯上上下下。多大事啊。”
他在天井里站了一会儿。老太太在厢房里咳嗽，巷子里有小孩跑过去，鞋底拍着青石板。灶间里曼丽把鸭子倒进碗里，碗磕在桌上，响了一声。
门口有人喊：“陆先生在家吗？帖子。”
他出去接。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手里一沓红帖，一家一家送。帖子是红纸，金字，折成三折，抬头印着“宁波旅京同乡会复会”，下头一行小字，是日期，五月二十六，礼拜日午刻，三山街同福楼。落款是老会长俞松甫，发起人。
他把帖子翻过来。
背面印着理事名单，一列一列，宁波人的姓，郑、屠、竺、楼、忻。第一行的名字是郑百川，名字底下两个字，主席。往下数第五行，忻鼎臣，常务理事。名单底下留着两行空白。
帖子是今天印的。油墨还没干透，他的手指在“主席”两个字上头按了一下，字晕开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