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他还坐在四口箱子边上。
屋在三楼东头，窗户钉了木板，一盏灯，一条长凳，别的没有。四口箱靠西墙码着，二十九号在最外头，火漆掉了半边的那一角朝着他。夜里他没有睡，长凳上坐一阵，站起来走一阵。门外走廊里雷震虎留下的两个人换过一回班，换班的脚步在地毯上闷闷的。
木板缝里漏进来几道白。他站起来，出了门，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跟前，把窗上的霜擦开一块。
底下是台基厂头条。一条不宽的街，两边都是灰砖的楼，楼顶上一层雪。街口停着一辆吉普，车斗里没有人。再往南，隔着几排房顶，是东交民巷那些洋楼的尖顶，尖顶上头也是白的。
他下楼。楼梯是木的，地毯磨薄了，踩上去还是一级一声。二楼几间屋的门都关着。一楼是门面，柜台，账房的格子，墙上一块空着的地方，原先挂过什么。大门朝里的一面靠着一块木牌，黑漆金字，华北贸易公司。牌子还没有往外挂。
牧顺来在一楼东头那间屋里，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肩膀裹着白布，布上没有渗出来。看见他进来，牧顺来要坐起来。
“躺着。”
“陆长官，箱子。”
“在楼上。门口两个人。”
牧顺来躺回去了，眼睛还睁着。“俺明日就能起。”
“后日。”
铁宝山在门口等他，手里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东四六条的门牌。昨夜的车把曼丽送到那里，侯太太等到十一点先走了，炉子是生好的。铁宝山讲完这几句，指了指街口。
“电车在东单牌楼，往北到东四。走过去也不远。”
他走过去。
出了台基厂，往北是东长安街。街宽，两边的槐树光着枝，枝上一道雪。东单牌楼底下，电车来了，铁轮子在轨上响，车顶上一根杆子挑着电线，车头一只铃，司机拿脚踩，当当当。他没有上，顺着东单往北走。
东四南大街两边是铺子，铺板一块一块往下卸。剃头的，纸马铺，一家药铺的幌子上挂着一串木头膏药。走到半道，路东一家钟表铺，门脸窄，玻璃窗里一排挂钟，钟摆一个一个晃。窗后头坐着一个人，六十上下，一只眼睛上罩着一块黑布，另一只眼睛前头架着一枚放大镜，手里一把小镊子，低着头。招牌是木的，四个字，隋记钟表。
他走过去了。没停，没回头。挂钟的摆在他身后晃，一下，一下。
东四牌楼四座，楼下车马挤成一团。往北拐，六条胡同口一棵老槐，槐树底下一个卖糖葫芦的，草把子上插了一圈，红的。
院门开着。曼丽站在第二进的井台边上，棉袍外头罩着灰毛衣，手里一把破扫帚，正把井台上的雪往一边扫。桐油灯搁在正房窗台上，报纸拆了，灯座上那道磕痕朝外。
“当家的。”她没有抬头，“这个井，有盖。”
“北平的井都有盖。”
“南京的没有。”她把扫帚靠在井台上，直起腰，“侯太太昨夜等到十一点，炉子生好了走的。她讲北平话，我听得懂七成。她讲我讲的话，她听得懂五成。”
“往后就八成了。”
“她讲的是我，不是她。”曼丽拍了拍手上的雪，“陆行舟，你一夜没睡。”
“箱子边上坐了一夜。”
“牧顺来呢？”
“躺着。”
她没有再问。她进屋拿了围巾，绕两道，把耳朵盖住。
“我要看北平。”
电车从东四往南，一路当当。
车是木头的，两排座，车窗上一层霜，她拿手套擦开一块，看外头。东单过去，崇文门的城楼从霜缝里过去，灰的，顶上白的。再往南，车拐了一个弯，前门到了。
箭楼立在那里。
她下了车，站在站牌底下，仰头看。楼是灰的，高，四层箭窗一排一排，每一排的窗沿上都积着一道雪。楼底下城墙根，一溜摊子，冒着白气。
“这么高。”她说，“南京的城墙没有这个。”
“南京的城墙长，北平的城墙高。”
“你来过？”
“没有。听讲的。”
城墙根底下一个摊子，一口大锅，锅里灰绿的一汪，冒着泡。摊主拿一把长勺搅着，一边搅一边招呼，声音又脆又长。锅边一只笸箩，焦圈摞着，金黄的，一圈一圈。
曼丽走过去，低头往锅里看了一眼。
她退了一步。
“这是啥？”
“豆汁。”
“馊了。”
“就是这个味。”
她又看了一眼锅，把脸转开了。摊主笑起来，说了一句什么，末尾拖着一个儿字，她没有听明白，看他。他没有翻，从笸箩里拿了两个焦圈，付了钱。她接过一个，咬了一口，脆的，碎渣掉在手套上。
“这个能吃。”她说，“那个，我不。”
前门外的大街从箭楼底下往南去，两边铺子挤着，人挤着。她往南看了一阵。
“春荣的铺子在那一头？”
“前门外。哪一家，你认得。”
“坛子在东四。”她把焦圈剩下的半个包进手帕，“改日抱来。今朝先认路。”
东边过去，城墙根拐了一个弯。护城河沿上结了一层薄冰，冰上头一层雪，雪上头有人走过的脚印，一串。她站在河沿上看了一会儿。
“河也冻。”
“十一月了。”
“南京十一月不冻。”
“北平冻。”
东交民巷从前门东边进去。
街窄，两边是洋楼，铁栏杆一道接一道，栏杆里头一片一片的草地，草黄了，雪盖着。楼顶上插着旗，几种颜色。一辆吉普从街那头开过来，喇叭摁了一下，短的，车斗里坐着两个大兵，帽檐压在眉毛上，看着街两边的人。车过去了，轮子在雪上压出两道印。
曼丽看着那两道印。
“这里也有？”
“有。”
“北平的比天津的规矩。”她说，“喇叭只摁一下。”
他没有接。
台基厂头条就在东交民巷北边，拐两个弯。灰砖三层楼立在街当中，比两边的楼都高半层，楼门口的木牌已经挂出来了，华北贸易公司，六个字，金的。牌子底下站着铁宝山，看见他们，让开半步。
“站长到了。”
曼丽把手帕里那半个焦圈攥了攥。“我去看看那个小兵。”她说，往一楼东头去了。
郑百川在三楼西头那间屋里。
屋大，窗朝南，一张办公桌，桌上一只茶壶，一只茶盅，一盒烟。他穿的是军服，扣到领口，肩上的牌子擦过。他是坐军机先到北平的。看见陆行舟进来，他从桌后头站起来，绕过桌子，两只手把陆行舟的一只手攥住。
“行舟啊！可把侬盼来了！”
“站长。”
“昨夜的事，雷震虎讲了。”郑百川把手攥得紧了一下，“人没少，箱子没丢，这就好，这就好。”
他把陆行舟拉到窗口。窗外头，台基厂的楼顶，东交民巷的尖顶，再远，城墙一线，灰的，白的，一直到东边看不清的地方。
“瞧瞧。”郑百川一只手往外一摊，“这就是咱爷俩的地界。比雾都强吧？强！”
“全靠站长栽培。我这号人，离了您，早在哪个旮旯里睡死了。”
郑百川笑了，圆脸笑成一朵花。他拍了拍陆行舟的手背，松开，回到桌后头坐下，倒了一盅茶推过来。
“这楼是洋行的产业，墙厚，隔音好，问什么话，出不了这道门。一楼门面，二楼是各处各科，三楼是我，同几间要紧的屋子。”他数着指头，“桌子雍茂春先运到了，二十四张，掉了一张又找回来了。方鉴清同钟先生走火车，津浦路走走停停，还要几天。行动那一摊，雷震虎在货场边上占了一个院子，不在这楼里。”
“是。”
“北平这地方，”郑百川端起自家那一盅，吹了吹，“同重庆不一样。重庆是山，北平是墙。墙里头有多少人，多少事，侬慢慢看。”
他喝了一口茶。
“琉璃厂就在前门外西边。”他压低了嗓子，宁波话，“过两日侬陪我去转转，那里的字画，便宜。”
“好。”
郑百川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搁在桌上，往前推了推。
“二楼东头。朝南。侬的屋。”
从三楼西头下到二楼东头，一道楼梯，走廊二十几步。
地毯是旧的，红的褪成了褐的，踩上去不响。走廊尽头一扇门，门上两行字，上头一行，情报处处长方鉴清，下头一行，副处长陆行舟。上头那一行的人还在火车上，屋里没有人。
他开的是下头那一行的门。
屋不大，朝南，窗上霜化了。桌子是新到的，二十四张里的一张，桌腿上还贴着南京总务科的封条。一把椅子，也是新的。桌上一缸茶，缸是空的。缸边上一只木头盒子。
他把盒子打开。
一枚印。木的，方的，印面朝上，印泥没有开封。他把印拿起来，翻过来看印面。字是反的，他一个一个认过去。
北平站情报处副处长。
他把印搁回盒子里，没有盖盖。楼上，郑百川的笑声隔着一层楼板传下来，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