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的雨，比河内更细，也更闷。
沈梅下船第三天，才看见那块刚刷好墨的木牌。牌子挂在怡保老街一间会馆旁，屋檐低，墙皮被潮气泡得发白，上面写着：霹雳华商医院筹备处。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义诊、妇孺、疟疾、识字夜班。
陈树棠看了半晌，小声道：“医院两个字太大，屋里只有三张诊桌。”
梁秋娥把课本从藤箱里搬出来，回头说：“先有牌子，人才敢进门。没有牌子，他们只当我们是过路卖药的。”
门外已经有人等着。抱孩子的妇人、赤脚的割胶工、矿场来的苦力、两个穿长衫的商号伙计，都挤在廊下躲雨。街对面停着一辆警车，车旁的英国巡官戴着白帽，身边站着两个本地警员，像看一场戏，又像等戏演坏。
给医院作担保的林济民医生来得最晚。他是本地注册医师，祖籍福建，英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慢。进门后，他先不看病人，只看药箱封条、登记册和墙上的牌子。
“我只担保义诊。”林济民压低声音，“不担保政治会，不担保商会秘密账，不担保你们进禁区。英国人若问起来，你们是来协助筹备华人医院的，不是华洋政府派驻霹雳的代表。”
沈梅把听诊器放在桌上：“林医生，我们不藏枪，不收密信。病人叫什么、住哪座园、发烧几天、用什么药，我都写明白。你若觉得哪一页不该留，我当面给你看。”
林济民看着她。沈梅年纪不大，穿灰布衫，袖口卷到手肘，手背上还有搬药箱磨出的红印。他原本准备好的几句推脱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
第一个病人是个孩子。额头烫，眼窝陷，母亲说在胶园里发了三日冷，夜里一阵热一阵抖，园里药房只给了一包白粉，不知道是什么。沈梅问园名，妇人先看街对面警车，又看林济民。
“写吧。”林济民忽然开口，“病历要写住址，不写怎么复诊？”
妇人才报出名字：林成记四号工棚。
屋里几个人都停了一下。烧黑工棚的照片，就是林成记。
沈梅没有抬头，只在病册上写下：林成记，四号棚，疟疾疑症，奎宁半量，明日复诊。她把药包递给妇人，又教她用湿布擦身，若孩子抽搐，立刻送来。
妇人接药时，手指抖得厉害：“姑娘，会不会因为我来这里，警署又问我男人？”
沈梅轻声道：“你来的是医院。孩子病了，看病不犯法。”
这句话说得平，却让廊下安静了一瞬。
半个时辰后，病人越排越长。割胶工多是疟疾、烂脚和刀伤，矿工多咳嗽、胸闷，妇人问接生、月事和孩子拉肚子。两个护士把绷带剪成一截一截，奎宁瓶很快少了半指。沈梅一边看病，一边让人把园名、工棚号、雇主、欠薪和药费来源分栏登记。
陈树棠看得心惊：“沈小姐，这不像病册，倒像半本橡胶园名册。”
“病从哪里来，人就从哪里来。”沈梅没有停笔，“少帅说先救人，再看账。救人也要知道人在哪儿。”
梁秋娥在后堂摆开长凳，第一堂识字夜班提前开了。她没有照搬河内课本，把第一页四个字改成了人、工、薪、病。她让孩子念，也让几个割胶工念。有人笑，说认了薪字也讨不到工资。梁秋娥把粉笔放下，问：“那你知不知道工资册上写的是你的名，还是别人替你写的名？”
笑声慢慢低下去。
街对面的巡官终于进门。他叫华莱士，是特别处的人，中文会一点，更多时候靠本地警员翻译。他先看墙上的牌子，再看病册。
“为什么记录橡胶园名字？”
林济民抢先答：“复诊需要地址。”
华莱士又指着后堂：“为什么教工资？”
梁秋娥站起来：“工人来夜班，先认自己每天最常见的字。若先生觉得工资不该认，我可以教他们先认病。”
本地警员翻译到一半，自己咳了一声。华莱士听懂了大意，脸色不大好。他没有发作，只提醒不得进入紧急管制区，不得替可疑分子传话，不得发表煽动言论。陈树棠立刻把英国人的话写入当天事务簿，请他签名。
华莱士盯着那支笔，没签。
他离开后，廊下的人反而多了。一个老人从袖里摸出两张海峡币，放在捐款箱边，不肯写名字。紧接着，米店老板送来半袋米，说给病童熬粥；布庄伙计送来一匹白布，说可裁绷带；锡矿同乡会派人送来十元，却再三叮嘱不要登名。
陈树棠犯了难。华洋的账讲公开，可这里的人怕公开。
林济民说：“名字登上去，警署会问，山里也会问。”
陈树棠想了许久，在账册上分出两栏：公开捐、匿名捐。公开的写名，匿名的写号，每一笔都由林济民、会馆司库和他三人画押。他把账册推给商号伙计看：“不写假账，也不逼你们露脸。将来若有人说医院收黑账，三方印记在这里。”
傍晚时，林成记橡胶园又来了人。来的不是妇人，而是一个背部带伤的青年。他说夜里有人要园里交胶鞋和米，白天警察又问谁给山里送东西。工棚烧后，工资册没了，欠了两个月工钱，说不清。
沈梅替他清洗伤口。伤口边缘有竹刺，也有皮带抽出的紫痕。她没有问是谁打的，只问：“你要不要把名字写下？”
青年咬着牙：“写了，有用吗？”
梁秋娥从后堂拿来一张纸，纸上是刚教的四个字。她指着第二个：“你做工，这个字就该有你一份。今天先写病册，明天再补工册。”
青年看着那个“工”字，半晌才点头。
夜里收诊，三张桌子上堆满棉球、药瓶和潮湿的纸。沈梅清点奎宁，只够再用五天。陈树棠整理出第一日账目：义诊一百一十七人，疟疾疑症四十三，外伤二十九，孕妇七，儿童三十二；涉及橡胶园十二处、锡矿三处、码头苦力棚两处；匿名捐款二十七笔，公开捐款六笔。
许文德一直没怎么说话。他白天充作翻译，夜里才把一张小图铺在桌上，把病人来处一一标出。十二处橡胶园像十二个小黑点，沿着公路和河道排开。林成记的位置最暗，也最靠近山边。
“这不是医院地图。”陈树棠低声说。
许文德把笔放下：“这是人从哪里被挤出来的地图。”
沈梅写给大南港的第一封报告，到半夜才誊清。她没有写豪言，只写药少、人多、警察盯梢、华商畏惧、林成记工人伤情和医院筹备处开诊首日数字。最后附了一张照片：会馆屋檐下，木牌被雨水打湿，几个华工排队等诊。
同一夜，怡保华文小报的年轻记者也在门外站到很晚。他问梁秋娥，明日能否刊一则消息。
梁秋娥不敢答，只说：“标题别乱写。”
记者笑了笑，把本子合上：“那就写，霹雳华商医院筹备处义诊首日，妇孺工友百余人求医。”
第二天清晨，这行字先到了报馆，后到了警署，也随着电报线，往大南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