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关急递到京郊驿站那会儿，我正盯着地图上月港三角洲的潮汐线发呆。茶都凉了，手指头在干流分岔处来回比划，算着水位涨落的时间差。亲卫在外头候着，声音压得低：“大人，八百里加急，说是北境烽燧连点三烟，未鸣钟。”
我嗯了一声，没抬头。
这种时候敢点三烟不敲钟，要么是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真见鬼了。
我把朱笔往砚台边上一搁，起身就往外走。脑子里过了一遍耳目司前两天送来的密档——“海东客”最近三个月往北边运了七趟“丙字货”，每次都在风向转南的前夜入关。巧不巧？太巧了，巧得跟安排好似的。
到了前厅，信使跪在堂下，铠甲上全是泥浆，脸上一道血痕还没干透。他抖着手递上火漆封的竹筒，指节冻得发紫。
我掰开竹筒倒出军报，扫了一眼就明白了：余党刚清完，外头那位就坐不住了。敌军前锋昨夜越境十里，行踪隐秘，但踩塌了巡防营埋在芦苇荡里的暗桩。人没抓着，脚印一路往南，深浅一致，步距规整，不是散兵游勇，是正规军探路。
有意思。
他们以为我忙着审余党、分功劳、等封赏，哪有空管边外这点风吹草动？可他们不知道，我从三个月前就开始往北境老卒嘴里塞银子换消息了。谁家儿子在戍边营当火长，谁退伍后在渔村开了酒肆，我都门儿清。
“传令下去，关闭永济渡、青石口、白鹭滩三处民渡。”我一边说一边往内室走，“让赵轻舟带三百骑接管九峰岭以北所有烽燧，换上咱们的人。就说最近走私猖獗，上面要搞突击巡查。”
亲卫愣了一下：“可兵部……”
“兵部还没醒呢。”我打断他，“等他们批文下来，敌人都打到城门口开始收保护费了。现在起，所有调动按‘青鸢预案’走，对外统一口径——防走私复燃。”
他立马应声去了。
我转身回书房，翻出一份旧得发脆的工部图纸，上面画的是丙字货运输路线。这玩意儿名义上是盐铁转运专用道，实际上十年前就被废弃了，因为三角洲那段常年泥陷，马车进去就别想出来。前世这支敌军就是在这儿折了两辆重型冲车，最后被迫改道，给了我们调兵的时间。
今世嘛，我早让人在那片沼泽边埋了竹钉阵，浮桥也做了手脚，看着能走，踩上去直接给你表演原地沉没。沿岸村子昨天夜里就撤完了，粮食牛羊全搬上高地，连条狗都没留。现在整个三角洲安静得像口棺材，就等他们大张旗鼓地往里跳。
傍晚时分，我换了身墨色戎袍，披上防潮的油布斗篷，上了北城楼。
底下防线已经布好。沿江巡船全都熄了灯，藏在芦苇丛里；水师小艇伪装成破渔船，锚绳都系在水底暗桩上；岸上每隔半里设一个观察哨，用铜铃传讯，一声缓响是正常，两声急促是发现敌踪。
风从北面吹过来，带着湿土和铁锈味。
我站在高台上，手里端着一碗热姜汤，喝了一口，辣得直抽气。副将站旁边小心翼翼问：“要不要派斥候再探一次？”
“不用。”我把碗递回去，“他们已经进来了，就在十里外扎营。你以为他们为啥不动？是在等后续部队，也是在试探我们有没有反应。”
他说不出话了。
我看了眼沙盘，上面插着几面小旗，标着已知的敌军可能行进路线。最中间那条直道，正是通往三角洲的“死路”。我拿起笔，在那条线上画了个圈，写了两个字：“请君。”
然后把笔一扔。
“传我命令，全军熄火闭灯，禁止擅自出击，违令者斩。”我说，“告诉弟兄们，今晚睡个好觉，明天有的忙。”
副将领命下去。
我一个人留在城楼上，听着风声穿过箭垛的缝隙，呜呜响。远处江面黑沉沉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我知道，他们在动，在靠近，在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进。
笑死。
我摸出怀里的铜管，拔开塞子，把一张写好的令符塞进去。六个字：待其深入，三鼓击之。
交给传令官的时候只说了句：“藏好了，别弄丢，也别提前打开。”
他抱拳走了。
我重新站回栏杆前，望着那片漆黑的江面。天上云层厚，一颗星都没有。但没关系，我不需要光也能看清棋盘。
这场仗，从他们决定勾结余党的那天起，就已经输了。
风还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