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年关将至。
县城里的年味已经浓得化不开了。供销社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人手里攥着票子和布票，等着扯几尺新布做衣裳。卖猪肉的摊位前排了十几个人，案板上堆着白花花的肥膘肉，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
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手里攥着小鞭，时不时扔一个到地上，啪的一声脆响，引来一阵哄笑。
赵晚棠一大早起来，把屋子彻彻底底打扫了一遍。窗户玻璃擦得透亮，墙角柜顶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秋瑾跟在她屁股后面帮忙，递抹布、拿笤帚，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帮倒忙，但赵晚棠也没有撵她。
肖卫国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去集市上看看有没有便宜的鱼。记大过的事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表面上波澜不惊，但两个人都知道它在那里。不过年关当头，谁也没有再提，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临近中午的时候，肖卫国回来了，手里拎着两条草鱼和一块五花肉。鱼是活的，在草绳上还在甩尾巴。他把东西拎进灶房，对赵晚棠说了一句：“鱼不贵，三块钱两条。肉也不错，肥的多。”
赵晚棠接过肉，开始准备饺子馅，动作麻利。肖卫国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多说什么，拎着鱼到院子去杀鱼，动作熟练地刮鳞开膛。
除夕那天，天还没亮赵晚棠就起来了。发面、剁馅、炸丸子，灶房里热气腾腾，油烟味和食物的香气混在一起，从门缝里飘出去，惹得隔壁院的小孩趴在墙头上往里张望。秋瑾穿着一件新罩衫，赵晚棠用旧棉袄改的，外面套了一层浅黄色的新布面，蹲在灶台边上帮忙捏面团，捏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她自己倒是很满意，举起来给赵晚棠看：“娘，你看我捏的！”
赵晚棠低头看了一眼：“捏得不错，一会儿蒸熟了给你吃。”
秋瑾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缝。
下午三点多，年夜饭摆上了桌。红烧肉、炖草鱼、炸丸子、白菜炖粉条，外加一盆热腾腾的饺子。菜不算丰盛，但在八十年代初的县城里，已经是相当体面的一顿年夜饭了。
肖卫国给赵晚棠倒了一杯酒，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他端起搪瓷缸子，说了一句：“一年到头了，辛苦了。过年好。”
两只缸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秋瑾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端起她面前的白开水，举起来喊了一声“过年好”，把两个人都逗笑了。
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噼里啪啦的，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呼声。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天空中不时升起一两朵烟花，在暮色中绽开，又迅速消散。
赵晚棠坐在桌边，吃了几口菜，看着对面的肖卫国。他喝了几口酒之后，脸上的表情松弛了不少，眼角甚至有了笑意。她心里那块悬了好几天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年夜饭吃到天黑才收场。秋瑾早就撑不住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半块花生糖，花生糖还是今年运输队发的年货。赵晚棠把她手里的糖抠出来，给她擦了擦脸和手，塞进被窝里。
肖卫国坐在桌边，没有睡意，给自己又倒了半杯酒，慢慢地喝着。收音机开着，音量调得很低，里面在放一首民歌，调子悠扬婉转，在安静的屋子里回荡着。
赵晚棠收拾完碗筷，在他对面坐下来。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陪着他。
过了一会儿，肖卫国放下酒杯，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明年可能会更难。”
赵晚棠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记了大过，以后在队里升迁就别想了。奖金没了倒没什么，但名声坏了，以后想在队里办点什么事，怕是没那么方便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在诉苦，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赵晚棠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那就不在队里办。”
肖卫国抬起头看她。
“你不是早就想好了吗？”赵晚棠的声音不大，“外面的路又不是只有运输队这一条。”
肖卫国看了她好一会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没有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但赵晚棠看得出来，他那口酒喝下去的时候，眼里的光比刚才亮了一些。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夜深了，收音机里的民歌也播完了。
赵晚棠站起来，把桌上的碗筷收拢到一起，端到灶房去洗。冰凉的水流过手指，她打了个寒噤，但心里是热的。她一边洗碗，一边透过窗户看着屋里那个坐在灯下的身影，他低着头，手里转动着那只空了的酒杯。
她把最后一个碗洗干净，擦干手，走回屋里。路过柜子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拉开最底层的抽屉，翻到那件旧衣服下面，摸到了那个信封。信封还在，里面的六十块钱也还在。
她没有拿出来，又把抽屉关上了。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